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关于此诗,有一个传说故事:杜牧游湖州,识一民间女子,年十余岁。杜牧与其母相约过十年来娶,后十四年,杜牧始出为湖州刺史,女子已嫁人三年,生二子。杜牧感叹其事,故作此诗。这个传说不一定可靠,但此诗以叹花来寄托男女之情,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它表现的是诗人在浪漫生活不如意时的一种惆怅懊丧之情。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后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此诗主要用“比”的手法。通篇叙事赋物,即以比情抒怀,用自然界的花开花谢,绿树成阴子满枝,暗喻少女的妙龄已过,结婚生子。但这种比喻不是直露、生硬的,而是若即若离,婉曲含蓄的,即使不知道与此诗有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别无寄托的咏物诗,也是出色的。隐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又使此诗显得构思新颖巧妙,语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细腻的描画晚晴景物,或许不算太难,但如果要在景物描写中融入诗人的独特感受与心境,特别是要不露痕迹的寓托某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使读者在思想上有所启示,这就需要诗人在思想境界和艺术功力上都“更上一层楼”。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首联是说,一个人深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夹城,春天已去,夏季清朗。
首联说自己居处幽僻,俯临夹城(城门外的曲城),时令正值清和的初夏。乍读似不涉题,上下两句也不相属,其实“俯夹城”的“深居”即是览眺晚晴的立足点,而清和的初夏又进而点明了晚晴的特定时令,不妨是说从时间、地点两方面把诗题具体化了。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颔联是说,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淹,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雨过天晴了。
初夏多雨,岭南更是这样(此时诗人在在桂林郑亚幕府供职)。久雨转晴,傍晚云开日霁,万物顿觉增彩生辉,人的精神也为之一爽。这种景象和感受,为一般人所习见、所共有。诗人的独特处,在于既不泛泛写晚晴的景象,也不作琐细的刻画,而是偏偏取生长在幽暗处不被人注意的小草,并进而写出他对晚晴别有会心的感受。久遭雨潦之苦的幽草,忽遇晚晴,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而平添生意。诗人触景兴感,忽然生出“天意怜幽草”的奇想。这就使这普通的小草无形中人格化了,给人以丰富的联想。诗人自己就有着类似的命运,故而很自然的从幽草身上发现了自己。这里托寓着诗人的身世之感。他在为目前的幸遇欣慰的同时不期然的流露出对往昔厄运的伤感,这就自然引出“人间重晩晴”,而且赋予“晚晴”以特殊的人生含义。晚晴美丽,然而短暂,然而诗人并不顾它的短暂,而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分外珍重美好而短暂事物的感情,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颈联是说,登上高阁,凭栏远眺,天高地迥,夕阳冉冉的余晖透过窗棂。
颔联写得浑融概括,深有托寓,颈联则转而对晚晴作工致的描画。这样虚实疏密相间,诗便显得张弛有致,不平板,不单调。雨后晚晴,云收雾散,凭高览眺,视线更为遥远,所以说“并添高阁迥”(这高阁即诗人居住的楼阁)。这一句从侧面写晚晴,写景角度由内及外。夕阳的余晖流注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因为是晚景斜晖,光线显得微弱柔和,故说“微注”。尽管如此,这一脉余晖还是给人带来了喜悦和安慰。这一联通过对晚景的具体描绘,写出一片明朗欣喜的心境。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尾联是说,越鸟的窝巢已经被晒干,它们的体态也恢复轻盈了。
末联写飞鸟归巢,体态轻捷,这是登高远眺所见。宿鸟归飞,通常是触动旅人羁愁的,这里却成为喜晴情绪的烘托。这里写越鸟归巢,带有自况的意味。如果说“幽草”是诗人低微艰难身世的象征,那么,“越鸟”似乎是眼前托身有所、精神振作的诗人的化身。
这里要交代一下作者入桂幕前后的一些情况。李商隐自开成三年(838)入赘泾源节度使王茂元(被视为李党)以后,便陷入党争的狭谷,一直遭到牛党的忌恨和排挤。宣宗继位,牛党把持朝政,形势对他更加不利。他只得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他比较信任,在幕中多少能感受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得以暂时免受牛党的白眼,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越鸟喜归干巢之感。
作为一首有寓托的诗,《晚晴》的写法更接近于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兴”,所以显得特别自然浑成,不着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