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是初夏风景，文字通俗易懂，而构思上却独具匠心。
诗人选取了黄莺、桑树、蚕三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意象，又把三者巧妙串连在一起，上承下启，前呼后应，构成一个严谨有序的艺术整体。就在这幅通俗、浅显的乡土风情画中，诗人寄托了他浪迹江湖、一事无成的悲哀。所谓“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不”，言下之意是阳春已过，初夏来临，而自己大业未就，虚掷光阴，空度岁月。
正是桑间黄莺的啼鸣惊醒了诗人，时临收获的季节，应当珍惜年华，不能再作无目的漫游了。但是，驱马向前，扪心自问，前途是如此渺茫，令诗人倍感悲凉，尾联收笔联系深层的现实，而表达的情感正是一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思想情绪，其中也含有羁旅的愁苦以及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全诗先扬后抑，借景抒情，将情与景交融在一起，体现了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博大情怀。
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这首诗通过送别朋友，抒写了诗人不满现实，感叹人生凄凉悲苦的情绪。诗的首联语意双关，借送人上路指出世路艰难，前途悲凉。颔联和颈联使用工稳的对仗句式，不仅揭示了友人将会在自然之路和人生之路中可能遭受的厄运，也表达了诗人在人生旅途中的切身感受。最后一联绾合题意，抒写双方将承受的离别后的相思之苦。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是说送了一程又一程，面前有多少荒寂艰难的路。当友人踽踽独去，沿途问路时，心情是多么的惶惶不安。此联中一个“穷”字、一个“独”字，乃传神之笔：穷路凄凄送挚友，把悲苦的心情，渲染得十分真切。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作者，也是远行人薛华心情的真实写照，语意双关。
“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紧承上联“穷路”、“问津”而深入一层述说：在这迢迢千里的行程中，惟有一颗悲凉失意的心作伴，这简直会拖垮人生不过百年的孱弱身体。这二句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语。诗人联系自己仕途的坎坷，结合自身的抱负有感而发。所以，诗意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只是在向远行人指出可能会遭受的厄运，其实也是作者在短短的人生道路上所亲身感受到的切肤之痛。
写到这儿，作者觉得意犹未尽，还不足以倾诉心声，更不忍与知音就此分手，于是又说：“心事凉漂泊，生涯共苦辛。”这一方面是凉情与劝慰对方，一方面也是用以自慰，大有“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情意。
但是，离别却又是不可避免的。这样，顺理成章地逼出了尾联“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两句：离开的人，还是留下的人，彼此都会在对方的梦中出现，杜甫《梦李白》的“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便是这个意思。而这篇在诀别之时，断言彼此都将互相入梦，即明说自己怀友之诚，也告诉对方，我亦深知你对我相思之切。“俱是梦中人”的“俱”字，似乎双方对等，而由作者这方面写出，便占得了双倍的分量。
这首诗不凉于一般五言律诗多借助景物的描绘或烘托气氛，或抒发感情，而是以叙事直抒胸臆。优美洗练的语言，创造出了生动的形象、鲜明的意境，表达了真挚的情思。“兴象婉然，气骨苍然”，是这首诗的主要艺术特征。诗人采用了“古诗”的传统手法，适当地使用叠字，增强了诗的表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