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咏物抒情，委婉细腻。燕子秋去春来，喜寻旧巢，使人有春燕怀恋旧主人之想。
故进而猜想，在三月的轻风细雨中，带着花香归来，立在海棠枝上，似乎要向旧主人诉说半年来的离愁别恨。作者以移情法写燕，神情入妙，颇见新巧。
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全篇紧扣诗题，句句写“夏夜苦热”。起首二句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处所，直截点题，并提挈全篇。永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日温度高，且时间长。诗人半夜尚不能入睡，悄悄起身登西楼去乘凉；夜半如此，骄阳暴晒的白天，可想而知。简略几笔，就高度概括了夏天之热，生灵之苦。
“山泽凝暑气”四句是登西楼时之所见所感，极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时值中夜，山泽还如蒸笼，凝聚着暑热的炎气；长天无云，银河里也闪耀着刺眼的光辉；太阳烈焰的烧烤，滋润万物生长的露水已无影无踪；四野宁静，没有一丝凉风。
“探汤汲阴井”四句是登西楼后的活动，极写诗人如在火炉中熬煎的苦况。炎热不可挡，诗人想方设法来解暑：汲井水冲凉，开门扉纳凉，靠着栏杆乘凉。但是，井水却成了滚烫的开水，打开门灼焰扑面。
最末四句，基于以上厚实的铺垫，诗人直接抒写了自己的感触。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如此致命的气候，诗人简直难于呼吸，他抬头看见北斗，不禁向苍天提出质疑：长此下去，万物怎能蕃长？生灵怎能延续？此时，读者似乎看见诗人在仰天长啸：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用“姑射子”这一典故，自嘲自解，既然不能以静胜热，就只能怅恨无边了。结尾以反诘语收束，诗的意境也渐臻极顶。
诗人笔下的夏夜，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表现入微，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体物入神。诗人长期困居永州，对当地气候有极深入细致的感受，再经过缜密的构思和精心提炼，才收到了如此精妙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人将自己的感受、情绪写得很形象，很具体，就隐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因而带有象征意味。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赋税徭役日增，老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诗人在永州期间广泛地接触百姓，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捕蛇者说》一文就以毒蛇与赋敛作比衬，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因此，诗人写夏夜酷热使人难以忍受，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又暗示着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王朝的暴政，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什么“亭毒”可言！这正如杜甫在《无家别》所言“何以为蒸黎”一样，把老百姓逼到没法做老百姓的境地，又怎能做老百姓的主上呢？大唐王朝的统治又怎能巩固呢？这种在比兴中巧寓象征的手法，大大地拓展了诗的内涵，又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