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624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定制:男女十六岁为中男,二十一岁为丁。至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又改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官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官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官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官吏不愿跟杜甫啰嗦下去了。这就把官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官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之所以父亲不来,是因为前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就不用抓孩子了。所以“有母”的言外之意,正是表现了另一番惨景。“瘦男”的“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显得他们无亲无靠。怀着无限的痛苦,但却茫然而无法倾诉,这就是“独伶俜”三字展现给读者的情形。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泪站了很久,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像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使读者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官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本来中男已经走了,他的话不能讲给他们听。这里,既像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像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他茫然的心理。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进行收束。“使眼枯”、“泪纵横”本来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像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实际上又谈不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良苦。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
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表达了作者对应征的“中男”的无限同情之心。
诗的起首两句紧扣题目中的“思”字,把笔势展开:“中原邈邈路何长,文物衣冠天一方。”以沉痛的笔调写出了对中原、汴京的怀念:中原邈远,道路绵长;礼乐典制、世家大族所聚的汴京,天各一方。这两句为下边的抒写拓广了领域。所谓“路何长”,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从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到淮河南岸重镇淮阴,不过千里路程;从淮阴渡淮河,进入中原,可以朝发夕至;如从荆州、襄阳一带北上中原,轻骑兼日可达。作者在他的《西吴曲·忆襄阳》一首词里说过:“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空老英雄,肠断剑锋冷。”可见“文物衣冠天一方”的距离,不是空间辽远所造成,而是人为的政治因素所造成。从隆兴议和之后,宋廷畏金如虎,“恪守”协议,即使近在咫尺之地,也不敢轻越雷池一步,至于恢复中原,更非所想,年复一年,而形势如故,志士怎能不为之凄然伤怀!
颔联“独有孤臣挥血泪,更无奇杰叫天阊。”转到了自己方面,追想当年曾为国家挥洒过血泪。这里指他早年向朝廷上书陈述恢复方略而言。他的孤忠并没有受到赏识,他的才略没有得到施展,空落得四处流浪。他在《念奴娇·留别辛稼轩》中说:“不是奏赋明光,上书北阙,无惊人之语。我自匆忙天未许,赢得衣裾尘土。”表现出他的怀才不遇的哀怨情绪,这几句词语,也正是“独有孤臣挥血泪”诗句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下句慨叹当时没有奇杰的人物象他那样上书朝廷,力陈恢复大计。天阊,即天门,出自《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这里指朝廷。这一联诗句反映了当时朝政萎弱不振,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朝廷仍抱有幻想,认为多几个奇杰人物把天门叫开,据理力争,就会震动“宸衷”,幡然醒悟,使国家兴复。是不是可能呢?在隆兴议和之后,最早叫天门的奇杰人物是辛稼轩,他曾向孝宗皇帝上《美芹十论》,全面论述兴复方略,洋洋洒洒达数万言,结果呢,只不过叫他当个小小的朝官司农寺主簿,一个很有军事韬略的人物,却分配去管理农业生产。孝宗末年又一个叫天门的人物是陈亮,曾向孝宗连上三书,力倡恢复,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激怒了一批官僚,交相攻击,斥之为“狂怪之士”。事实证明,隆兴和议之后,宋廷君臣已被吓破了胆,根本不会振作起来,不管有多少奇杰人物齐集天门叫喊也是枉然。我们不能要求诗人对宋廷的腐朽虚弱本质有全面的认识,他的爱国精神毕竟是可贵的,这一联诗句感情激越,忠愤之气溢于言外,有振聋发聩之力。
颈联“关河夜月冰霜重,宫殿春风草木荒。”宕开一笔,思绪集中到边疆,集中到汴京方面。“冰霜重”是说天气严寒,这只是表面意思,它的真正内涵是说宋军无力闯过边关,挺进中原,使得恢复汴京渺茫无期。“宫殿”承首联次句。春风吹来,本是草木争荣的时候,而汴京的帝王宫殿因为处在金人的统治之下,在春天里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那么,广大人民呢?其生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了。陆游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里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表达了金统治之下的广大人民深盼南师的情意。这个意思在此联里也可体会得到。在艺术上对仗精切,而气韵流动,饶有唐人风味。
尾联“犹耿孤忠思报主,插天剑气夜光芒。”再转到自己方面。上句承第三句,表明过去挥洒过血泪,现在报主之志仍然未衰。下句用的是龙泉剑的典故。中国古代十大名剑之五,诚信高洁之剑。传说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后被沉埋于丰城监狱下的地层中。《晋书·张华传》:“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外紫气。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伟象,乃要焕宿,因登楼仰观。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大耳。’华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焕遣使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这里诗人用来自比,虽被沉埋而精光不灭,仍然可以上插于天。这是壮语,也是真情语,他早在《下第》诗中就有“振海潮声春汹涌,插天剑气夜峥嵘”之句,这里再次用这个典故,表现出诗人的坚强性格,它的思想感情的基础是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和热爱,这种思想感情往往是通过“报主”“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不应以其人的事业成败,或是否有实际行动来论的。
七律难在发端和结句,发端要放得开,要气象宏远;结语要收得住,要辞尽而意不尽。这首诗以悲语起,先把视线伸到中原,伸到汴京,颔联倒插,追忆当年挥洒血泪,颈联再推拓开去,把视线伸到边疆,再伸到汴京,最后以壮语作结,全诗开阖变化神完气足,过接自然,在七言律诗中是一首形式完美、情感动人的佳作。
这首小诗写诗人春日游园所见所感,写的十分形象而又富有理趣。这首诗情景交融,千古传诵。不但表现了春天有着不能压抑的生机,而且流露出作者对春天的喜爱之情。描写出田园风光的幽静安逸、舒适惬意。这首诗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切美好、充满生命的新鲜事物,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发展,任何外力都无法阻挡。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交代作者访友不遇,园门紧闭,无法观赏园内的春花。但写得很幽默风趣,说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屐齿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柴扉”久扣不开。将主人不在家,故意说成主人有意拒客,这是为了给下面的诗句作铺垫。
由于有了“应怜屐齿印苍苔”的设想,才引出后两句更新奇的想象:虽然主人自私地紧闭园门,好像要把春色关在园内独赏,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后两句诗形象鲜明,构思奇特,“春色”和“红杏”都被拟人化,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引起读者许多联想,受到哲理的启示:“春色”是关锁不住的,“红杏”必然要“出墙来”宣告春天的来临。同样,一切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也是封锁不住、禁锢不了的,它必能冲破任何束缚,蓬勃发展。
从诗意看,门前长有青苔,足见这座花园的幽僻,而主人又不在家,敲门很久,无人答应,更是冷清,可是红杏出墙,仍然把满园春色透露了出来。从冷寂中写出繁华,这就使人感到一种意外的喜悦。
这首诗在写作上有很多好处。其一是写春景而抓住了特点,突出了重点”。陆游《马上作》云:“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用“杨柳”的金黄、嫩绿来衬托“红杏”的艳丽,可谓善于突出重点。叶绍翁这首诗应是从陆游诗中脱胎而来,用一“出”字把红杏拟人化,更是抓住了春景特点,突出了重点。其二是“以少总多”,含蓄蕴藉。比如“一枝红杏”就是“满园春色”具体而集中的表现,一枝红杏就代表了墙内百花。其三是景中有情,诗中有人,而且是优美的情、高洁的人。门虽设而常关,“小扣柴扉”又“久不开”,其人懒于社交,无心利禄,已不言可知。门虽常关,而满园春色却溢于墙外,其人怡情自然,丰神俊朗,更动人遐思。
其四是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够引起许多联想,从而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春色在这么一“关”一“出”之间,冲破围墙,溢出园外,显示出一种蓬蓬勃勃、关锁不住的生命力度。后人更赋予这两句诗以生活的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脱颖而出,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两句诗也便获得了新的生命,流传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