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长亭怨慢》，词调名，姜夔创制，旁注工尺谱。此词虽非单纯的咏柳词，但以柳枝头的“香絮”起兴，经柳丝般的“离愁行缕”收尾，词人身心沉潜其中，早已物我莫辨，主客难分。杨柳，无论柔条还是纤叶，无论绿荫还是飞絮，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灞桥柳岸，“柳”“留”谐音，柳枝一折，令多少人心胆俱裂。在此词中，柳树的角色是频频转换的，前六句写别时别地，就时而言，正是“渐吹尽”时节，柳絮代表着无情流逝的时光，就地而言，绿荫深深，遮掩着门户，作为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道屏障，柳树凸现了框人词这一艺术世界中的人，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
面对“青青如此”的长亭树，作者又一次隐入了困境，“望高城不见”的主人公显然已被深深的孤独感所包围，他希望树亦有情，可这只是空幻人生的一个空幻的要求，“怎忘得”一句，“第一是”二句都是无力的呼唤，最后，连并刀也是“空”有，末句展示给读者的只是“离别之神”——柳树那森然的面孔。
上阕是咏柳。开头说，春已深，柳絮吹尽，柳阴浓绿 。这正是合肥巷陌情况。“远浦”二句点出行人乘船离去 。“阅人”数句又回到说柳。长亭（古人送别之地）边，离人黯然销魂，而柳则无动于衷，依然“青青如此” 。暗用李长吉诗“天若有情天亦老”句意，以柳之无情反衬自己惜别的深情。这半阕词用笔不即不离，写合肥，写离去，写惜别，而表面上却都是以柳贯串，借做衬托。
下半阕是写自己与情侣离别后的恋慕之情 。“日暮”三句写离开合肥后依恋不舍。唐欧阳詹在太原与一妓女相恋，别时有“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之句。“望高城不见”即用此事，正切合思念情侣之意。“韦郎”二句用唐韦皋事。韦皋游江夏，与女子玉箫有情，别时留玉指环，约定数年后来娶。后来诺言成空，玉箫绝食而死（《云溪友议》卷中《玉箫记》条）。这两句是说，当临别时，自己向情侣表示，不会象韦皋那样“忘得玉环分付”，自己必将重来的。下边“第一”两句是情侣叮嘱之辞。她还是不放心，要姜夔早早归来 ，否则“怕红萼无人为主”。因为歌女社会地位低下，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其情甚笃，其辞甚哀 。“算空有”二句以离愁难剪作结。这半阕词写自己惜别之情，情侣属望之意，凄怆缠绵。
姜夔少时学诗取法黄庭坚，后来弃去，自成一家，但是他将江西诗派作诗之艺术手法运用于词中生新瘦硬，自成一家。男女相悦，伤离怨别，本是唐宋词中常见的内容，但是姜夔所作的情词则与众不同。他屏除秾丽，着笔淡雅，不多写正面，而借物寄兴（如梅、柳），旁敲侧击，有回环宕折之妙。它不同于温、韦，不同于晏、欧，也不同于小山、淮海，这是极值得玩味的。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