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乃诗人于宣宗大中六年时所写,当时李商隐要离开成都,返回梓州,于是在饯别宴席上写下此诗。诗歌描绘了战乱时候与朋友惜别的感伤,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势的思想感情。而且,该诗是李商隐模仿杜甫的风格所写的诗,《唐贤清雅集》中点评“此是拟作,气格正相肖,非但袭面貌者”。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这句的前半句泛言人生离别的普遍和平常,让读者在诘问中有所思考:人生有多少悲欢离合,个人的命运又是怎样身不由己。诗人虽然有着无尽的感叹,但是调子并不悲伤。细细体味,诗中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既然人生离别在所难免,不如以旷达处之。后半句笔锋一转,转到“世路干戈”这个大背景上,道出在干戈中离别的沉重感伤,思路跳跃奔腾,“大开大合,矫健绝伦”。如此读来,不仅曲折顿挫、气势雄放,而且自然地引出下文的伤时感世之情,可谓落笔不凡。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这两句紧承上文的“世路干戈”,写出了当前的动荡局势。当时唐王朝和吐蕃、党项经常发生边境争夺战争,朝廷屡派使者处理边境事宜,局势紧张,动荡不安。然而诗人并未将剑拔弩张的战争场景白描出来,而是从侧面含蓄地指出时局的纷乱:使者久久未得回归,可见矛盾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局势非常不稳定;而边境处有大军驻扎,也足以想象局势的一触即发。这两句诗气象阔大,感慨深沉,不仅简洁醒目地勾勒出西北边境历年战乱的紧张局面,更饱含着诗人无限忧国伤时之情。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这两句从时事转入眼前:宴席上,醉客不断地向醒客敬酒;远处的江面上,晴云夹杂着雨云,也不知道天气会如何。看着人们只顾互相劝酒,诗人不免感慨万端。诗人用“醉客"来指饯行席上的醉者,同时暗喻其为浑浑噩噩、不关心国事的庸碌之辈。此处是暗用了《楚辞·渔父》屈原的诗句:“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此时此刻,有谁能够理解自己忧国伤乱的心情呢,这些忧虑只能自己慢慢地咀嚼了。
“晴云”、“雨云”也不仅仅是指天气的变幻不定,更是比喻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透露出诗人的无限忧虑。该句中“醉客”对“醒客”,“晴云”对“雨云”,不仅造句工整巧妙,富有音韵之美,更是运用了一语双关的修辞手法,因此显得意义丰厚。除此以外,这还是“当句对”,即不但上下旬互相对仗,而且每句当中又自为对仗。这种手法始创于杜甫,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成熟、定型却在李商隐,他的诗歌中有大量的类似之作,如“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等,都用了这种手法。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末联紧扣“蜀中离席”的诗题,话题仍回到饯别。有人说这是主人留客之语,如此美好的成都生活,何忍远离。但是实则“美酒”、“卓文君”这些陈述,看似宽慰或向往美好的生活,却是反衬诗人生活漂泊,家国无依的沉重心情。同时又暗指时事堪悲,一些人却沉迷于于酒色,流连忘返,着实让人不齿。从表面看是赞美,但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醉客”的婉讽。另外,在最后一句中用上卓文君这个典故,也隐约表达了诗人希望在仕途上被重用的思想感情。
全诗看来,诗歌体现了李商隐关怀国事,忧虑时局的政治热情。诗人以矫健凄婉的笔力表达了一种深沉凝重的思想。诗歌的艺术也颇显精密,世路干戈,朋友离别是总起,下面写“干戈”而感伤时势,接着写“离群”而感伤别离,结尾却因浓重的忧时情怀而超越了个人的离群之别。全诗脉络精细,变化重重,颇具韵味。这也是李商隐极意学习杜诗的地方。
王安石曾指出,唐朝人学习杜甫而真正得到杜诗神韵的就只有李商隐一人而已。李商隐在该诗中把时事之感融人酬答唱和之中,将抒情、叙事紧紧融合在一起,气势宏大,情韵深厚,笔力雄健,结构上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诗的风格沉郁顿挫,苍劲雄迈,与杜甫晚年的七律,如《恨别》、《登楼》、《秋兴八首》等诗很相近,而与诗人描写爱情的《无题》那种隐微幽深、凄婉动情的风格大有不同。不过,李商隐此诗,并非单纯的模拟,更有自己的特色,诗歌中融入了较多的个人身世之感。其体情之入骨,用情之深挚,是他一以贯之的风格。
“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这两句先写冬日的阴冷景象并点明诗人的去向。“阴云”可连绵延续“百里”,亦见冬日昏暗无光之极。“覆”字又状尽阴云低垂之态。“雪泥”写初冬的雪易于溶化,落地之后和泥土融成“雪泥”,使路程更为难行。这句诗表面摹写路途雪泥交加的冬景,实则以此灰暗的色调揭示自己离别友人时依恋不舍的压抑心情。由于诗人此番赴兴元入令狐楚幕下,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因为令狐楚是文宗时的朝廷元老,又是一位有名的骈文家。李商隐第一次谒见他时年仅十六岁。十年来不断得到他的奖掖和资助,以致使李商隐得以迅速成长并考上进士。所以诗中不宜过多渲染消极气氛,故而次句“行人只在雪云西”就显得比较飘洒、轻捷。上句已言“阴云”有百里之阔,现又言诗人只在“雪云西”,故今日虽一时分别,却无须多时即能重新见面。因为兴元只在长安附近,往返极易。这句诗一改前句沉滞的气氛,使诗作的情感顿时转为温馨起来,仿佛是诗人在劝慰友人:你我之间只有一云之隔,无须过度悲伤,来日自有重聚之时。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在这两句诗中,诗人又抒发了自己对亲朋友人的殷殷深情。一方面李商隐对于令狐楚邀其入幕,并且可能导致从此仕途通达,是极感兴趣的;但另一方面,他对亲人特别是母亲,还有弟妹及其他亲朋也是十分眷恋的,因此才拖延了入幕的时间。以上李商隐在对待亲情和仕宦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便是这首诗后两句的创作思想基础。他既为自己能大展宏图而兴奋不已,同时亦情不自禁地沉缅于天伦之乐和友情相聚之中,故人还未到兴元,就在诗中流露出浓厚的乡情了。
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很有李商隐初期诗作秾丽挺拔的特色。在叙述离情别意之时,这首诗同其他不少离别诗有较多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叙述离情别意时能够做到豁达而不过于伤感缠绵,同时还杂揉进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显得颇为飘逸别致。
这是一首怀古感时之作,是抒发其吊古思今之感慨。由于当时清统治者推行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故此词感情写得比较隐曲,显得怨而不怒,醇而不烈。张子房祠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当作者北上经过彭城拜谒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字子房)祠时,不禁心潮飞卷,而填写了此词。
此词上片怀古,写张良,下片慨今,写遗庙;上片重在记事、议论,下片重在写景、抒情。作者以雄深雅健之笔,写尽沧桑兴亡之感,属于词风“悲壮”而“与秦缶燕筑相摩荡”(曹尔堪《曝书亭词序》)之佳什。
作者于上片以简炼的笔墨勾勒出张良一生的大关节,于记叙与评论中寄寓其怀念、仰慕之意。首句“当年博浪金椎”气势夺人,写出张良复仇报国的豪侠英姿。张良家世代相韩,当韩国被灭,张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锤)重百二十斤”,“狙击秦皇帝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南)中”(《史记·留侯世家》)。作者对张良此豪举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充满了赞誉之情。词之次句“惜乎不中秦皇帝”则一转折,为“金椎”即铁锤“误中副车”(同上)而未击中秦始皇之功败垂成深表惋惜。“咸阳大索,下邳亡命,全身非易”三句乃记叙刺秦王未成,“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同上)的史实。“咸阳”为秦国首都,指代秦王朝,“索”即搜索;下邳,秦县名,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能死里逃生,确实“全身非易”,对此作者流露出为之庆幸之意。后张良在下邳圯上得黄石公赠《太公兵法》,异常珍视,常习诵研究,而满腹韬略,乃为沛公刘季所用。对此,作者又别具只眼,予以评说。词接下转入议论:“纵汉当兴,使韩成在,肯臣刘季?”据《史记·留侯世家》,“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按:官名,即司徒)。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后韩王被项王杀于彭城,张良乃逃归汉王刘季。作者认为即使汉朝当兴,但如果韩成不死,张良将辅佐韩成恢复韩国,而不肯向刘季称臣的。这也是对张良不忘故国的爱国精神的赞扬,但表达得较为曲折。“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这是指张良与萧何、韩信被汉王称为“三杰”,汉王对张良“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之功极为奖赏,即封之为留侯,食万户。“留”,秦县名,故址在今江苏沛县东南三十五里。词意在这里是一扬,接下又是一抑:“都未是,平生意。”正如《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张艮可贵之处是一心为国复仇,而并不贪图荣华富贵。作者写此词时,故国朱明王朝覆灭时间尚不长,其寄兴深微之处是可以体会的。
下片由怀古转向现实。从写张良其人转向写张子房祠,故云:“遗庙彭城旧里。”“遗庙”即张子房祠也,其地处彭城(今徐州)旧里。但今日之“遗庙”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破败不堪。词人以苍凉的笔触描绘道:“有苍苔、断碑横地。”“苍苔”是古老岁月的象征,“断碑横地”,亦是社会变迁的写照,其中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而张良祠四周的江山似乎依旧:“千盘驿路,满山枫叶,一湾河水。”此“山”当为谷城山(在山东东阿北),“水”当为下邳沂水。驿路、枫叶、河水尽管看去变化不大,但毕竟时移境迁,物是人非,所谓“沧海人归,圯桥石杳,古墙空闭”。这是说张子房祠早已泯灭,不仅其人归沧海,连圯上桥石都不见,庙墙内则空空如也。这荒凉废庙正无声地诉说着一代名臣张良的故事,悲叹着沧桑兴亡的历史活剧。当然,这种感情其实是属于词末引出的来拜谒张子房祠的作者的:“怅萧萧白发,经过擥涕,向斜阳里。”“萧萧白发”是作者塑造的衰老的自我形象,与此时此地的环境氛围十分协调。他吊古慨今,正为爱国者张良之祠今天的残败景象而“擥涕”,可见其内心的悲哀与愤懑。但他怨而不怒,只能以“向斜阳里”的景象寄托哀思。此景颇有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意味,并与其另一首《卖花声·雨花台》尾句“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的精神相通,这景中寄寓的乃是悲慨兼惭愧之情。
王建这首乐府体诗歌,对残酷的封建压迫作了无情的揭露。仲夏时节,农民麦、茧喜获丰收,却被官府劫一空,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只能过着“衣食无厚薄”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所反映的事实,应是中唐时期整个农民生活的缩影,相当具有典型性。全诗四换韵脚。依照韵脚的转换,诗可分为四个层次。
前两句为第一层,直接描写乡间农民的精神面貌:“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这两句写平日寡欢少乐、愁眉苦脸的男男女女因为收成好而欣喜万分,说话也温和悦人。首句使用了互文手法,不可解为只有男子才欢欣地喊叫,只有女子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其实无论是男是女,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容颜,都显露出喜乐自得的样子,平日的愁怨一洗而空,连话语的音调也与平常不同。先写农家喜乐自得,而后再写喜乐自得之因,由此造成悬念,引发读者阅读下去的兴趣。
三、四、五、六这四句为第二层。这层以具体形象暗示农家喜乐之因,是因为夏粮、夏茧丰收,有了一个好收成。“五月”二句,写织妇因为喜悦,面对五月艳阳,也觉麦香中的热风清凉宜人,在缲丝车上细致认真快乐地抽丝织素。五月麦风清,写夏粮丰收;檐言缲车索索作响,写夏茧丰收。为了突出农家夏茧之多,诗人又从侧面下笔:“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这两句写家蚕丰收,野蚕无人也无暇顾及,以至野蚕化蛾,在桑叶上飞来飞去。野蚕作茧无人收取,自生自灭,可见夏茧的确获得大丰收,完全足够抽丝织绢之需。在这一层次里,作者一写收麦,一写缲丝,抓住人类生活最基本的衣食温饱落笔,突出丰收的景象,使一、二句写农家喜悦有了好的注脚。后面三句:“麦收上场绢在轴”,“不望入口复上身”,“田家衣食无厚薄”,也都紧紧围绕衣食温饱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反映现实的焦点突出集中。
七、八、九、十这四句为第三层。这层写官家对农民巧立名目的盘剥,感情则由喜转悲,形成一个大的波澜,既显出文势跌宕之美,又增强了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度。“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写麦、茧丰收的结果。“轴”,指织绢的机轴。丰收,本来应该给田家带来丰衣足食的生活,事实却非如此。麦打成粮,蚕茧织成绢丝,农民却无法自己享受这些劳动成果,而不得不把粮、绢的大部分送给官家缴纳赋税。“的知”一句为神来之笔。这句诗把农民一次次缴纳苛捐杂税,但不知是否还有新的赋税要缴的心理,刻画得维妙维肖。“不望”两句,更为沉痛。农民在丰收的年景里,并不指望打下的粮食自己吃,织好的绢自己穿,只指望能免除到城里卖黄犊,以缴纳横敛之灾就行了。那么,农民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是可以想见的。这种对农民丰年却衣食无着的客观表现,有力地控诉了中唐时期的黑暗现实。
最后两句为第四层。这两句借农民之口,揭露了封建剥削的残酷。但这种揭露,不是出自声泪俱下的直接的声讨,而是通过平淡的甚至略带幽默的语言,让读者思而得之。农民说自家并不计较是否吃得好穿得好,认为只要不进县衙门吃官司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种以不因横征暴敛而吃官司为幸福的幸福观,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
此诗在构思农家苦这一题材时,颇具特色。在一般的作品中,作者在表现封建剥削对人民的压榨时,多是正面描状农民生活的困苦。这首诗则不然。《田家行》向读者描绘的是小麦、蚕茧丰收,农民欣喜欢乐的场面。但丰收的结果,并不是生活的改善,而是受到更重的盘剥,生活依然悲惨,无法避开不幸的命运。这种遭遇,不是一家一户偶然遇到天灾人祸所碰到的困苦,而是概括了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农民的共同遭遇,如此选材,相当具有典型性和概括性。
在表现方法上,古乐府多叙事,《田家行》则选取农家生活的两个断面,一是麦、茧丰收,一是粮、绢大部输官,把这两个断面加以对比。这对揭示农家苦这一主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诗纯用赋体直陈其事,语言质朴无华,通俗流畅、凝炼精警,于平易中见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