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首重点在惜别，因此，依恋之情更加浓重。“还家未久又离家，日暮新愁分外加”，是这首诗的主调。回家度假的鲁迅，多么想和两个弟弟多住一些时日。可是，为假期所限，又不得不匆匆离去。这种“还家未久又离家”的心情，在日暮的时刻，尤其感到沉重。这两句诗直抒胸臆，没有多作烘托，既见出依恋之心，又有揉肠之感。接着，诗中用生动的形象和动人的情景，再次写出旅途的惆怅和怀弟的痛楚。它和第一首的不同之处，除了写不忍离别之外，还在于着重写了分别路上的特有心情。依依杨柳是说别情不断。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传统。诗中写了杨柳树就含有这个意思。但是，作者把它放在了路途两侧来写，一方面是离途之景，一方面又渲染了依依送别之情。这就不是单纯地仿古。特别是在写了“夹道万株杨柳树”之后，笔锋一转，紧接写了一个“望中都化断肠花”的境界，使诗篇更加荡人心弦。在这个境界里，随着客船的前行，溪河两岸的万株杨柳臆隐退去，家乡越来越远，望着望着，在作者的眼中竟然像一片断肠之花了。以情注景，颇有韵味。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虽然思绪万端，但感情却很平稳，先写还家，又写离家，还家未久，离家却长；还时欣喜，离时难舍，日将暮而愁更重。但是后两句却如奇峰突起，一下构成感情激荡的高峰，柔肠欲断，涕不可抑。从艺术表现上看，这首诗的特点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因而深沉含蓄，余味不尽。这种余味，不仅是艺术上的，也是思想上的。这是年轻时的鲁迅在抒发“寻求别样人们”时感到的惆怅，开始咏叹他目睹的人生和社会。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诗一开头就出语奇突，气概不凡。不说高塔而说高标，使人想起左思《蜀都赋》中“阳鸟回翼乎高标”句所描绘的直插天穹的树梢，又使人想起李白《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句所形容的高耸入云的峰顶。这里借“高标”极言塔高。不说苍天而说“苍穹”，即勾画出天像穹窿形。用一“跨”字，正和“苍穹”紧联。天是穹窿形的，所以就可“跨”在上面。这样夸张地写高还嫌不够，又引出“烈风”来衬托。风“烈”而且“无时休”，更见塔之极高。“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二句委婉言怀，不无愤世之慨。诗人不说受不了烈风的狂吹而引起百忧，而是推开一步，说他自己不如旷达之士那么清逸风雅，登塔俯视神州，百感交集，心中翻滚起无穷无尽的忧虑。当时唐王朝表面上还是歌舞升平，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对烈风而生百忧，正是感触到这种政治危机所在。忧深虑远，为其他诸公之作所不能企及。
接下去四句，抛开“百忧”，另起波澜，转而对寺塔建筑进行描绘。“方知”承“登兹”，细针密线，衔接紧凑。非教即佛教，佛教用形非来教人，故称“非教”。“冥搜”，意谓在高远幽深中探索，这里有冥思和想非的意思。“追”即“追攀”。由于塔是崇拜佛教的产物，这里塔便成了佛教力量的非征。“方知非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极赞寺塔建筑的奇伟宏雄，极言其巧夺天工，尽人间想非之妙。写到这里，又用惊人之笔，点明登塔，突出塔之奇险。“仰穿龙蛇窟”，沿着狭窄、曲折而幽深的阶梯向上攀登，如同穿过龙蛇的洞穴；“始出枝撑幽”，绕过塔内犬牙交错的幽暗梁栏，攀到塔的顶层，方才豁然开朗。此二句既照应“高标”，又引出塔顶远眺，行文自然而严谨。
诗人站在塔的最高层，宛如置身天宫仙阙。“七星在北户”，他眼前仿佛看到北斗七星在北窗外闪烁；“河汉声西流”，耳边似乎响着银河水向西流淌的声音。银河既无水又无声，这里把它比作人间的河，引出水声，曲喻奇妙。二句写的是想非中的夜景。接着转过来写登临时的黄昏景色。“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交代时间是黄昏，时令是秋季。羲和是驾驶日车的神，相传他赶着六条龙拉着的车子，载着太阳在空中跑。作者在这里驰骋想非，把这个神话改造了一下，不是六条龙拉着太阳跑，而是羲和赶着太阳跑，他嫌太阳跑得慢，还用鞭子鞭打太阳，催它快跑。少昊，传说是黄帝的儿子，是主管秋天的神，他正在推行秋令，掌管着人间秋色。这两句点出登临正值清秋日暮的特定时分，为下面触景抒情酝酿了气氛。
接下去写俯视所见，从而引起感慨，是全篇重点。“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诗人结合登塔所见来写，在写景中有所寄托。在平地上从终南山和秦岭望过去，只看到秦山青苍的一片，而在塔上远眺，则群山大小相杂，高低起伏，大地好像被切成许多碎块。泾水浊，渭水清，然而从塔上望去分不清哪是泾水，哪是渭水，清浊混淆了。再看皇州（即首都长安），只看到朦胧一片。这四句写黄昏景非，却又另有含意，道出了山河破碎，清浊不分，京都朦胧，政治昏暗。这正和“百忧”呼应。《资治通鉴》：“（天宝十一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杜甫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有百忧的感慨。
以下八句是感事。正由于朝廷政治黑暗，危机四伏，所以追思唐太宗时代。“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塔在长安东南区，上文俯视长安是面向西北，诗人南望苍梧，所以要“回首”。唐高祖号神尧皇帝，太宗受内禅，所以称虞舜。舜葬苍梧，比太宗的昭陵。云正愁，写昭陵上空的云仿佛也在为唐朝的政治昏乱发愁。一个“叫”字，正写出杜甫对太宗政治清明时代的深切怀念。下二句追昔，引出抚今：“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瑶池饮，这里借指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饮宴，过着荒淫的生活。日晏结合日落，比喻唐朝将陷入危乱。这就同秦山破碎四句呼应，申述所怀百忧。正由于玄宗把政事交给李林甫，李排抑贤能，所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贤能的人才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排斥，只好离开朝廷，像黄鹄那样哀叫而无处可以投奔。最后，诗人愤慨地写道：“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指斥那样趋炎附势的人，就像随着太阳温暖转徙的候鸟，只顾自我谋生，追逐私利。
全诗有景有情，寓意深远。钱谦益认为此诗言天下将乱，宴乐不可以为常，这就说明了全篇旨意。正因为如此，这首诗成为诗人前期创作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乌栖曲》是乐府《清商曲辞·西曲歌》旧题。现存南朝梁简文帝、徐陵等人的古题，内容大都比较靡艳，形式则均为七言四句，两句换韵。李白此篇，不但内容从旧题的歌咏艳情转为讽刺宫廷淫靡生活，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创新。
相传吴王夫差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三年时间，筑成横亘五里的姑苏台（旧址在今苏州市西南姑苏山上），上建春宵宫，与宠妃西施在宫中为长夜之饮。诗的开头两句，不去具体描绘吴宫的豪华和宫廷生活的淫靡，而是以洗炼而富于含蕴的笔法，勾画出日落乌栖时分姑苏台上吴宫的轮廓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的剪影。“乌栖时”，照应题面，又点明时间。诗人将吴宫设置在昏林暮鸦的背景中，无形中使“乌栖时”带上某种象征色彩，使人们隐约感受到包围着吴宫的幽暗气氛，联想到吴国日暮黄昏的没落趋势。而这种环境气氛，又正与“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纵情享乐情景形成鲜明对照，暗含乐极悲生的意蕴。这层象外之意，贯串全篇，但表现得非常隐微含蓄。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对吴宫歌舞，只虚提一笔，着重写宴乐过程中时间的流逝。沉醉在狂欢极乐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轻歌曼舞，朱颜微酡，享乐还正处在高潮之中，却忽然意外地发现，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红日，暮色就要降临了。“未”字“欲”字，紧相呼应，微妙而传神地表现出吴王那种惋惜、遗憾的心理。而落日衔山的景象，又和第二句中的“乌栖时”一样，隐约透出时代没落的面影，使得“欢未毕”而时已暮的描写，带上了为乐难久的不祥暗示。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续写吴宫荒淫之夜。宫体诗的作者往往热衷于展览豪华颓靡的生活，李白却巧妙地从侧面淡淡着笔。“银箭金壶”，指宫中计时的铜壶滴漏。铜壶漏水越来越多，银箭的刻度也随之越来越上升，暗示着漫长的秋夜渐次消逝，而这一夜间吴王、西施寻欢作乐的情景便统统隐入幕后。一轮秋月，在时间的默默流逝中越过长空，此刻已经逐渐黯淡，坠入江波，天色已近黎明。这里在景物描写中夹入“起看”二字，不但点醒景物所组成的环境后面有人的活动，暗示静谧皎洁的秋夜中隐藏着淫秽丑恶，而且揭示出享乐者的心理。他们总是感到享乐的时间太短，昼则望长绳系日，夜则盼月驻中天，因此当他“起看秋月坠江波”时，内心不免浮动着难以名状的怅恨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这正是末代统治者所特具的颓废心理。“秋月坠江波”的悲凉寂寥意象，又与上面的日落乌栖景象相应，使渗透在全诗中的悲凉气氛在回环往复中变得越来越浓重了。
诗人讽刺的笔锋并不就此停住，他有意突破《乌栖曲》旧题偶句收结的格式，变偶为奇，给这首诗安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东方渐高奈乐何！”“高”是“皜”的假借字。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寻欢作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孤零零的一句，既像是恨长夜之短的吴王所发出的欢乐难继、好梦不长的叹喟，又像是诗人对沉溺不醒的吴王敲响的警钟。诗就在这冷冷的一问中陡然收煞，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这首诗在构思上有显著的特点，即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写出吴宫淫佚生活中自日至暮，又自暮达旦的过程。诗人对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场景，并不作具体描绘渲染，而是紧扣时间的推移、景物的变换，来暗示吴宫荒淫的昼夜相继，来揭示吴王的醉生梦死，并通过寒林栖鸦、落日衔山、秋月坠江等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隐寓荒淫纵欲者的悲剧结局。通篇纯用客观叙写，不下一句贬辞，而讽刺的笔锋却尖锐、冷峻，深深刺入对象的精神与灵魂。《唐宋诗醇》评此诗说：“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未几而麋鹿游于姑苏矣。全不说破，可谓寄兴深微者。……末缀一单句，有不尽之妙。”这是颇能抓住此篇特点的评论。
李白的七言古诗和歌行，一般都写得雄奇奔放，恣肆淋漓，这首《乌栖曲》却偏于收敛含蓄，深婉隐微，成为他七古中的别调。前人或以为它是借吴宫荒淫来托讽唐玄宗的沉湎声色，迷恋杨妃，这是可能的。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后期荒淫废政，和夫差先发愤图强，振吴败越，后沉湎声色，反致覆亡有相似之处。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看来贺知章的“泣鬼神”之评，也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
这篇是描绘春闺寂寞、春愁无奈的闺怨之作。
上片写主人公为年华易逝而伤怀，首句以时光开篇，颇具杀伤力，“锦样年华”说的是年华如锦缎一样绚烂，无限美好，却无奈流年似水，流逝得太快。只有忽然回忆起来，才体会到往昔青春的难能可贵，因岁月无情而落泪。在这里词人抒发的情绪哀婉细腻，柔情一缕，九转回肠，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多愁”、“多病”总是连在一起，词中拟她口吻的这个少女，显然也是多病而疏慵无绪的。因病后体虚，一梳头就总会掉头发，古代女子除相貌外最注重头发的修饰，未免对镜梳头也难以鼓起勇气。
词到下片转换视角，写借着女主人公眼睛看到的窗外的景象，这里“一径绿云修竹怨，半窗红日落花愁”构成对仗，却只觉得是处无聊，那如云的绿竹尽是怨念，飘扬的落花尽是愁绪。尤其是，风景年年不变，青春却一年年地耗过去了，心里便越发凄楚，徒剩无奈。末句描画词中女子怏怏地放下帘钩，想要把这些愁绪统统隔在窗外。这又是一个巧妙的修辞。一再把愁思这种无色无形的东西具象化，从而表现出无奈和悲伤始终伴在少女周围。
全词以时间开端、结束，惜春伤怀的主题更加深化。点醒了对于青春易逝的警觉。清怨绵绵，几类“花间”语。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