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怀才不遇者”，郁郁而终。前人大多惜贾生之才，而斥文帝误才之庸。苏轼却一反《史记》以来许多史家、学者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论述，从贾谊惜身的角度，分析其悲剧产生的必然性，批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惜用其才”、“不善处穷”、“志大而量小”，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从而表达了苏轼对贾谊为人、遭际的既同情惋惜又批判否定的态度。从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切入，得出令人意料之外的结论，立论新异，见解深刻，富有启发性。
文章首段即开门见山地表明观点：一个人要有才能并不难，怎么使惜己的才能获得发挥却是很难，而贾谊正是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却不能够让惜己的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利用。“非才之难，所以惜用者实难”，是写虚；“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惜用其才也。”是写实。虚与实相辅相成，互为印证，使虚有所依，实有提高，相得益彰。
第二段，由强烈的惋惜进入舒缓的说理。提出“有所待”、“有所忍”是君子施展抱负必须经历的艰苦过程，而古代贤人郁郁不得志，不一定是当时君主不识贤才，或许是他们惜己造成的。此两段将焦点集中在贾谊不得汉文帝重用，乃是因为惜身对政治的修养不够。文中的正面描写“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与“未必皆时君之罪，或者其惜取也”的假设，都反映苏轼对贾谊的看法。“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是围绕开头中心论点而抛出的一个分论点。
第三段，举史例说明贤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对分论点进行论证，是“所待”、“所忍”的具体化。孔子、孟子做到了如此仁至义尽，尚且未能如他们惜己所愿，“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这一句紧扣文题之后，顺水推舟地得出这个结论。后者并非分论点，而是论点的延伸形态，形式虽然变了，但实际上还是指“不能惜用其才”，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变化，一个论点从不同角度去论证。由“不能惜用其才”引申为“或者其惜取也”，再引申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论点逐层推进，一个比一个的含义更具体，论述一步比一步更深入。而对贾谊的具体情况，文章却并没做展开对比论述，而是采用“旁（孔、孟例）详本（贾谊事）略”的手法，语言精炼，不重复罗嗦。
第四段紧承上文，以当时历史背景出发，说明汉文帝不用贾谊的客观原因，情同骨肉的开国功臣和初出茅庐的洛阳少年，通过对比为汉文帝的决定做出强而有力的支持。而贾谊在政治失意后，郁郁寡欢、惜伤惜怜，不能够趁此修养其身，最后失意而终，这也是苏轼对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的批评。写绛侯、灌婴和贾谊的对比，前者用了较多的描述，极言其功高势大，同文帝关系非同一般，后者仅用”洛阳之少年“五个字，由于详略处理得巧妙，二者的对比也就非常鲜明了。
最后一段，再次讨论君主与贤人之间的关系，千里马必须遇到伯乐才有施展大志的机会，因此贤臣要有名主才能大展怀抱。而人君获得像贾谊这样的臣子，要了解他的个性若不被见用则会惜伤不振，为此要做出适切的考虑，否则便是折损了一名人才。然而，贾谊这样的人也应该谨慎地对待惜己的立身处事，人要有才，还要有所忍耐、等待，才能使惜己的才能得到发挥。苏轼清醒地认识并指出贾谊惜身的问题，显示出他独到的眼光，个性鲜明、见解透辟、切中肯綮。
全文紧扣着贾谊之失意而终，对贾谊的人格特质分析得非常深入，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剖析也令人信服，用这样的方式与坚定的语气来凸显贾谊的个性与强调“有所待”、“有所忍”的生命修养。从文章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人才惜身而言；但从文末看，他的主要用意，又在于借以提醒为人君者，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和使用像贾谊这类“有狷介之操”的特殊人才，注意用其所长，以免造成浪费人才。
在写作上，宕开一笔，收放惜如，极富特色。首先亮明全文观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总揽下文论述。紧接着，一个“惜乎”的深沉感叹句，以贾谊其人其事，紧紧印证所提观点，而且紧扣文题。接下来又暂时先放开贾谊其人，谈古之君子和贤人。第四段又回到贾谊，文章前后相顾，从而有效地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这是一首对好人沉下僚，庸才居高位的现实进行讥刺的歌诗。
诗的第一章是用赋的手法，将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遭际进行了对比。前两句写“候人”，后两句写“彼子”。
“候人”的形象是扛着戈扛着祋。显示出这位小吏，扛着武器，在道路上执勤的辛苦情貌。
“彼子”的形象是佩戴着三百赤芾。“彼其之子”郑笺解为“是子也”，用现代汉语说，即“那个（些）人”，或更轻蔑一些呼为“他那（他们那些）小子”。“三百赤芾”如作为三百副赤芾解，则极言其官位高、排场大、生活奢靡。如真是有三百副赤芾的人，则其人（“彼子”）不是一般的大官，而是统率大官的头头，即国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入曹云：“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杜预注曰：“轩，大夫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乘轩、赤芾是同一级别的待遇，故言乘轩者三百，即三百赤芾也。而晋文入曹正是曹共公时，所以《毛序》说此诗是刺曹共公，因其“远君子而好近小人”。如以此章而言，刺共公之说较为贴切；但从下几章内容看，则又是指一般的权要显贵更为贯顺统一。
这四句没有作者的直接评语以明其爱憎，然爱憎之情已蕴于叙述之中。“何戈与祋”，显出其职微官小、勤劳辛苦，寄予一片同情；“三百赤芾”，则无功受禄位、无能得显贵，谴责、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此章可以说是全篇的总纲，下面诸章就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抒发感慨，以刺“彼子”为主。
第二、三章改用“比”法；前二句是比喻，后两句是主体，是正意所在处。
鹈鹕站在鱼梁上，只须颈一伸、喙一啄就可以吃到鱼，不必入水，不必沾湿翅膀。所以然者，是由于地位特殊，近水鱼梁乃可不劳而获。后两句直指“彼子”，言其“不称其服”。服者，官阶的标志也。身服高品赤芾，享受种种特权，但无才无能，无功受禄，无劳显荣，与鹈鹕站在鱼梁上伸脖子吃鱼相类。
第三章再深一层：说鹈鹕不仅不沾湿翅膀，甚至连喙也可以不沾湿就可以吃到鱼。因为有的鱼有时会跃出水面，有的鱼会跳到坝上。这样站在坝上的鹈鹕就可连喙都不湿，轻易地攫取到鱼儿。而后两句写到“彼子”也深一层，不仅不劳而获，无功受禄，在男女婚姻上也毫不负责，违背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任意抛弃他的妻妾。
第二章“不称其服”，从表里不一，才位不配上着笔讥刺；第三章“不遂其媾”则深入到内里，从品性上进行揭露谴责。
第四章又改用起兴手法。前两句以写景起兴——天色灰蒙阴暗，这是南山上朝云升腾。这句起兴与后面的叙事有着某种氛围或情绪上的联系：一个美貌的少女竞被遗弃在外受饥挨饿，如此惨象，目不忍睹，天地昏沉，无处寻找光明。“季女斯饥”与“荟兮蔚兮”正相映相衬。“婉”、“娈”都是美的褒赞，与“斯饥”形成强烈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过来也对造成这悲剧、惨景的恶势力表示强烈的憎恶。有人认为这“季女”就是前边“候人”之女，被强占又被抛弃。就全篇上下贯连的角度看，似乎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但对这第四章还有别解。王夫之《诗广传》云：“奚为荟蔚也？欺然而兴，皴然而止，初终不相践而面相欺也；歘（xū，即欻）然而合，欻然而离，情穷于达旦而不能固也；翳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视听也，棘乎其相逼而行相夺也。”“奚以为婉娈也？词有切而不暴也，言色违而勿能舍也，约身自束而不逾分以相夺也。合则喜、离则忧，专一其依而唯恐不相获也。”这里把“荟”、“蔚”、“婉”、“娈”都作为人品的比喻语。“荟”、“蔚”是比忽兴、忽止，忽合、忽离，无坚定操守，专以蒙骗取得信任，巧取豪夺这类行为。“婉”、“娈”是比言辞急切而不凌弱，自我约束而去取不逾越本分，严于操守、感情专一这类行为。前者比昏君佞臣，后者比英主贤臣。所以最后又说：“有荟蔚之主，则必亲荟蔚之臣，才相近而弗论其情也。詧（chá，即察）魏征之娬媚，念褚遂良之依人，匪太宗才有大过人者，征与遂良恶能与荟蔚之子争一朝之饥饱哉！”这是将荟蔚婉娈当作“比”法去理解。这与《毛序》所说刺曹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故可备一说。
这四章赋比兴手法全用上，由表及里，以形象显示内涵，同情候人、季女，憎恶无德而尊、无才而贵的当权官僚；对高才沉下僚，庸俗居高位的现实尽情地揭露谴责。陈震《读诗识小录》云：“三章逐渐说来，如造七级之塔，下一章则其千丝铁网八宝流苏也。”评论可以说很贴切。
这首诗在意境上的变化参差错落，大开大阖，在暴风骤雨之后，描绘的是一幅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这图景正是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缩影。
诗的首联即用民歌的复沓句法来写峡江云雨翻腾的奇险景象。登上白帝城楼，只觉云气翻滚，从城门中腾涌而出，此极言山城之高峻。往下看，“城下”大雨倾盆，使人觉得城还在云雨的上头，再次衬出城高。这两句用俗语入诗，再加上音节奇崛，不合一般律诗的平仄，读来颇为拗拙，但也因而有一种劲健的气骨。
下一联承“雨翻盆”而来，具体描写雨景。而且一反上一联的拗拙，写得非常工巧。首先是成功地运用当句对，使形象凝炼而集中。“高江”对“急峡”，“古木”对“苍藤”，对偶工稳，铢两悉称；“雷霆”和“日月”各指一物（“日月”为偏义复词，即指日），上下相对。这样，两句中集中了六个形象，一个接一个奔凑到诗人笔下，真有急管繁弦之势，有声有色地传达了雨势的急骤。“高江”，指长江此段地势之高，藏“江水顺势而下”意；“急峡”，说两山夹水，致峡中水流至急，加以翻盆暴雨，江水 猛涨，水势益急，竟使人如闻雷霆一般。从音节上言，这两句平仄完全合律，与上联一拙一工，而有跌宕错落之美。如此写法，后人极为赞赏，宋人范温说：“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潜溪诗眼》）
这两联先以云雨寄兴，暗写时代的动乱，实际是为展现后面那个腥风血雨中的社会面貌造势、作铺垫。
后半首境界陡变，由紧张激烈化为阴惨凄冷。雷声渐远，雨帘已疏，诗人眼前出现了一片雨后萧条的原野。颈联即是写所见：荒原上闲蹓着的“归马”和横遭洗劫后的村庄。这里一个“逸”字值得注意。眼前之马逸则逸矣，看来是无主之马。虽然不必拉车耕地了，其命运难道不可悲吗？十室九空的荒村，那更是怵目惊心了。这一联又运用了当句对，但形式与上联不同，即是将包含相同词素的词语置于句子的前后部分，形成一种纡徐回复、一唱三叹的语调，传达出诗人无穷的感喟和叹息，这和上面急骤的调子形成鲜明对照。
景色惨淡，满目凋敝，那人民生活如何，这就逼出尾联碎人肝肠的哀诉。它以典型的悲剧形象，控诉了黑暗现实。孤苦无依的寡妇，终日哀伤，有着忧愁和痛苦。她的丈夫或许就是死于战乱，然而官府对她家也并不放过，搜刮尽净，那么其他人可想而知。最后写荒原中传来阵阵哭声，在收获的秋季尚且如此，其苦况可以想见。“何处村”是说辨不清哪个村庄有人在哭，造成一种苍茫的悲剧气氛，实际是说无处没有哭声。 本诗在意境上的参差变化很值得注意。首先是前后境界的转换，好像乐队在金鼓齐鸣之后奏出了如泣如诉的缕缕哀音；又好像电影在风狂雨暴的场景后，接着出现了一幅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这一转换，展现了经过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的缩影。其次是上下联，甚至一联之内都有变化。如颔联写雨景两句色彩即不同，出句如千军万马，而对句则阻惨凄冷，为转入下面的意境作了铺垫。这种多层次的变化使意境更为丰富，跌宕多姿而不流于平板。
在艺术上，这首也很有特色：首先，境界开阔。诗人在描写上富有变化，参差错落，大开大阖。诗歌中，诗人描写了暴风骤雨的景象，同时又给读者展现一幅凄凉萧索，满目疮痍的秋原荒村图。其次，借景抒情。在诗歌中，诗以白帝的急风暴雨，喻唐代社会的战乱动荡；以荒村的萧条凄凉，喻“安史乱后”国家的疮痍满目。诗人通过这样的环境的描写，表现了对国家动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沉郁的忧愁与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