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激化。广大河淮地区遂成为新旧军阀朱温、时溥、杨行密等进行割据混战的战场。这些军阀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中曾以杀人邀取战功，飞黄腾达；在割据混战中又以屠戮生灵来建立武功，以满足各自不可告人的权力欲。《吊万人冢》就是战乱后诗人客游河淮地区时根据所见所感而剪取的一幅社会缩影，控诉了统治者为一己私利而压迫人民的血腥罪恶。
这首诗以景托情，以情驭景，情景交融，颇具艺术感染力。首句“兵罢淮边客路通”，落笔便写出诗人客游河淮地区的时间是在“兵罢”之后；“客路通”三字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于战乱暂时结束的欣喜之情。
次句“乱鸦来去噪寒空”，承上而来，在刚刚振起的欢悦情感上兜头泼来一盆冷水——一路之上，人烟灭迹，黑鸦聒噪，从而使诗歌画面陡然涂上了一层恐怖荒凉的色调。“乱”字写出了黑鸦遮天蔽日之多；乌鸦以食腐肉为生，万人冢上空乌鸦的狂欢乱舞，愈显出战乱中死人之众，使天空弥漫着一片凄寒之气，给人思绪上增添了悲切感。第三句“可怜白骨攒孤冢”，是以情驭景的妙笔，它以特写式的镜头拍下了“千里无鸡鸣，白骨蔽平原”的现实场景，一个“孤”字蕴含了对枉死者离乡背井、惨死他乡的无限同情，令人容易从枉死者联想到战争给幸存者所造成的家庭悲剧和心灵创伤。句首冠之以“可怜”二字，为诗情向高潮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足以表达出诗人的强烈同情心。末句“尽为将军觅战功”是全诗的高潮。可以说，前三句所展示的都主要是事物的现象及结果，而这最后一笔才是探究问题之本质的所在。“尽为”写出了造成生灵涂炭原因的独一性，“觅战功”则点破了朱温之流发动战争的目的性和自私性。这是全诗中关键的飞跃，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认识高度。但这一感情的飞跃，却正是踏着前三句景物描写而达成了水到渠成的升华；没有前三句景的铺陈，第四句的宕出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首诗在思想上与曹松《己亥岁》中“一将功成万骨枯”及杜荀鹤《再经胡城县》中“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它选材典型，构思别具一格，所以，历来为读者所喜爱。
此诗的开头由一“怜”字引出，“不得意”点明“落第”。“况复”二字递进一层，丘为落第正值柳枝又绿的新春，伤心人对满目春光不免倍觉伤神。“柳条青”客字并暗隐送别的场景，灞水岸边，杨柳依依，送别之际，诗人对丘为的怜惜之情也格外强烈了。这一联诗中既有丘为又有诗人自己，其后两联专写丘为。第二联用典。当年苏秦游说秦王，连续上了十次书都未奏效，黄金百斤用尽（《战国策·秦策》）。以苏秦作比，描写丘为只身困于长安、盘资耗尽的窘况；返回时，由于忧愁的煎熬，两鬓又新添了白发。一“尽”、一“新”，两相映照，丘为的凄苦之状与诗人的哀怜之情如在眼前。京都既难以安顿，回家也是孤独一人，生计窘迫。第客联就是对丘为归途形象的描绘：“五湖客亩宅，万里一归人。”这两句是此诗名句，写丘为孤独一人长途返回，太湖畔唯有微薄的家产，生计窘迫。从字句间读者仿佛看到一个步履沉重、心情懊丧的人，低头走向自己的家园，令人产生怜悯的共鸣。此联句与句对仗，同时又句中自对：“五湖”对“客亩宅”，“万里”对“一归人”。结尾一联：“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这里以祢衡借指丘为。《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恃才傲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上疏荐之”。唐代武后垂拱二年，设理匦使，以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一人充任，玄宗时改称献纳使。王维曾任右拾遗、殿中侍御使等官职，因此自称“献纳臣”。诗人认为自己明知丘为有才华而不能将他推荐给朝廷，自愧不如孔融，同时于“羞”中寓愤，对于贤才遭弃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情绪由怏怏惜别转到深深的内疚，以至于牢骚不平，激昂慷慨。
王维与丘为虽是同辈诗友，但年龄稍长，故诗中语气较为老成。结尾处反用孔融与祢衡的典故，虽是从识贤、荐贤的角度引出，但“知”字与篇首的“怜”字，还是表现了一种长者所特有的口吻。诗写送别，抒发的却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其着重抒发的是对人才的爱惜以及由此引出的对黑暗政治的激愤。全诗从离别写到归程，由近及远；诗情则由哀怜转为羞愤，由浅入深。
本首诗是组诗《马诗二十三首》中的第十七首。李贺是唐室宗孙，系出郑王李亮之后。但积久年深，他这唐室宗枝，却早被皇家忘却，直败落到山坡村居、门庭冷落、甲蔬淡饭难于为继的清苦地步。尽管才华横溢，砺志苦读，诗名早著，但由于得不到力者的引荐，他终是不被赏识，只能挣扎于社会下层，于是带着忧愤之情创作了这组诗。
这组诗历来被认为非一时一地之作。吴企明《李贺集》则认为作于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时逢马年，诗人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创作了这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