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钗头凤·红酥手》是南宋诗人、词人陆游的词作品。此词描写了词人与原配唐氏(一说为唐婉)的爱情悲剧。全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
上片追叙今昔相聚之异。起首三句为第一层。抚今追昔,表现陆、唐二人丰富复杂的情感。“红酥手”以手喻人,抒写唐婉的靓丽仪容,表达词人的爱怜之心。“黄縢酒”是一种官酿的黄封酒,暗示唐氏捧酒相劝的殷勤之意。这一情境描写,陡唤了作者无限回忆与感慨:当年的沈园和禹迹寺,曾是他们恩爱夫妻携手游赏的地方。曾几何时,鸳侣分散,爱妻易嫁,已属他人。现在嘛,虽然满城春色依旧,但是已经人事全非。“满城春色”为他们沈园把酒,勾勒出广阔而深远的背景,点明共赏春色的时间地点。“宫墙柳”虽是写眼前实景,但却暗含唐婉之变,现已可望而不可及了!此时词中红(手)、黄(酒)、绿(柳)构成的明艳色彩,顿时黯然全逝,没了欢快、幸福和美感。
“东风恶”几句为第二层。直抒胸意,描写他们被迫离异后的痛苦。上面写春景春情,甜蜜美好,至此笔锋突转,激愤之情,破襟而出。“东风恶”三字,一语双关,含蕴丰富,是全词的关键所在,也是悲剧的症结所在。东风本来可使大地复苏,可使万物蓬生。这里却狂吹横扫,破坏春容春态,成为“桃花落,闲池阁”的罪魁。这主要象喻造成爱情悲剧的恶势力,当然包括陆母在内。“欢情薄。一怀愁墙,几年离索”这三句,是对“东风恶”的进一步控诉。美满姻缘被拆散,恩爱夫妻遭分离,他们蒙受折磨,遭受摧残,满怀愁怨。“错,错,错”,这一字三叠,血泪倾诉,到底谁的错?是自己吗?是唐婉吗?是陆母吗?这里没有明说,只有呼天唤地,悲愤无赖,欲怨不能。
词下片直书别后相思之苦。换头三句为第一层,写沈园重逢唐婉的表现。“春如旧”上承“满城春色”,点明此番相逢的背景。还是从前那个春日,还是从前那个地方,但是人却今非昔比了。她憔悴了,消瘦了,没了青春活力!“人空痩”,表面写唐氏容颜形态变化,实则反映她内心世界的变化。“一怀愁墙”的折磨,“几年离索”的摧残,給她带来了多么大的痛苦哇!著此“空”字,把陆游那种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痛伤之感,全都托盘而出。“泪痕”一句,通过刻画唐氏表情动作,表现她此番相逢的心态。旧园重逢,往事连连,她能不哭么?她能不泪流满面么?词人用白描的手法,写她“泪痕红浥鲛绡透”,委婉,沉稳,形象可感。这里一个“透”字,不闻恸哭声,但见泪满巾。
词的最后几句,是下片的第二层,写词人与唐氏相遇以后的痛苦心情。“桃花落”两句与上片的“东风恶”句前后照应,又突出写景虽是写景,但同时也隐含出人事。桃花凋谢,园林冷落,这只是物事的变化,而人事的变化却更甚于物事的变化。像桃花一样美丽姣好的唐氏,也被无情的“东风”摧残折磨得憔悴消瘦了;词人自己的心境,也像“闲池阁”一样凄寂冷落了。一笔而兼有二意很巧妙,也很自然。下面又转入直接赋情:“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这两句虽只寥寥八字,却很能表现出词人自己内心的痛苦之情。虽说自己情如山石,痴心不改,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却难以表达。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割不断这爱缕情丝。刹那间,有爱,有恨,有痛,有怨,再加上看到唐氏的憔悴容颜和悲戚情状所产生的怜惜之情、抚慰之意,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再一次冲胸破喉而出:“莫,莫,莫!”意谓:事已至此,再也无可补救、无法挽回了,这万千感慨还想它做什么,说它做什么?于是快刀斩乱麻:罢了,罢了,罢了!明明言犹未尽,意犹未了,情犹未终,却偏偏这么不了了之,而在极其沉痛的喟叹声中全词也就由此结束了。
这首词始终围绕着沈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来安排自己的笔墨,上片由追昔到抚今,而以“东风恶”转捩;过片回到现实,以“春如旧”与上片“满城春色”句相呼应,以“桃花落,闲池阁”与上片“东风恶”句相照应,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情事和场景历历如绘地叠映出来。全词多用对比的手法,如上片,越是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现,就越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从而形成感情的强烈对比。
再如上片写“红酥手”,下片写“人空瘦”,在形象、鲜明的对比中,充分地表现出“几年离索”给唐氏带来的巨大精神折磨和痛苦。全词节奏急促,声情凄紧,再加上“错,错,错”和“莫,莫,莫”先后两次感叹,荡气回肠,大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
这首词记述了词人与唐氏被迫分开后,在禹迹寺南沈园的一次偶然相遇的情景,表达了他们眷恋之深和相思之切,抒发了作者怨恨愁苦而又难以言状的凄楚痴情,是一首别开生面、催人泪下的作品。全词情感真挚,多用对比,节奏急促,声韵凄紧。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全文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谈竹子的四种美德:建善不拔,中立不倚,应用虚受,砥砺名行,夷险一致;正因为有这些美德,君子们多将之作为“庭实”。第二段写自己与竹相知相处的经过。那是自己借居已故相国府宅东亭时,有感于原先种的竹已“枝叶殄瘁,无声无色”;经询方知其竹现状是与“他人假居”、无人爱惜竹子有关。于是乎,作者“乃芟翳荟,除粪壤,疏其间,封其下”,爱惜并护理竹子将近一整天时间,他旋即感到,竹子以清光朗韵回报自己,付出真情。第三段借竹子前后不同际遇,谈人才的遭遇。竹子“似于贤”得到人之爱惜和培植,对“真贤”的人又怎么得不到爱惜和培植。竹子与草木,就像贤才与一般人;竹子是不能自我张扬优点,而是靠人赏识它;贤才不能自我张扬才干,而是要各级领导使用贤才者,才能发现贤才们的才干,重用之。因此,贤才被各级领导掌握着命运。
文章以竹喻贤人,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高贵品质,决心坚定不移、正直无私、虚心体道、砥砺名行的志向,同时渴望当权者善于发现人才,爱惜人才,使他们得以施展才华,对于人才不被重视的现实流露了隐忧。文章描绘竹之形态,观察入微,抒发感慨,真挚动人;行文流畅,语言朴素,不事雕琢,意境新颖。文章风格与其诗歌一样,通俗平易,有为而作。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作者仰慕贤者的心情和盼望执政者善待贤才的意愿。通篇率真自然,不事雕琢,文字省净,意境清新。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描写莲花高洁的形象;第二部分则揭示了莲花的比喻义,分评三花,并以莲自况,抒发了作者内心深沉的慨叹。
首句“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选用“可爱”二字,包罗群芳,表明托物寄兴,并不刻意求工,极见其立言斟酌之妙。
接着叙说“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归隐后,饮酒赋诗,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独爱菊”,显示渊明雅致芬芳,傲然物外的性格,而且更加明确了题意:陶渊明可以爱菊抒怀,我怎不可独爱莲呢?
继写“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写了唐人,特别是统治阶层“甚爱牡丹”的好尚,这几句像是重复,但实为加深语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让对比感更为强烈,为其求莲之高洁铺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颐本人独爱莲与晋陶渊明的爱菊避世不同,为保持一份高洁,宁愿终老南山。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这为爱莲说所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铺垫。
然后作者撇开一笔说,让那些人爱其所爱吧,“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美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嵚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有力的渲染。这几句隐喻作者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官场黑暗,要在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这也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而“濯清涟而不妖”,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他为官正直,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行,澹泊明志的体现。这正是这篇小品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
接下来,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但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它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另外,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座。唐释道世《三宝敬佛》云:“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作者《题莲》诗也云:“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与这篇小品参照,情趣相得益彰。
最后,作者评花进而对“爱”也作出评价:“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深深地慨叹: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这里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然后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言下虽不免流露出一种孤掌难鸣的哀怨,但意味深长,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寡廉鲜耻之徒。这里,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
作者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