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写游览的诗,主要在于描写山中古寺之幽深静寂。此诗意在写山寺,但并不正面描摹,而侧写周围景物,来烘托映衬山寺之幽胜。最后看到深潭已空,想到佛经中所说的其性暴烈的毒龙已经制服,喻指只有克服邪念妄想,才能悟到禅理的高深,领略宁静之幽趣。全诗不写寺院,而寺院已在其中。诗歌构思奇妙、炼字精巧,其中“泉声木危石,日色冷青松”,历来被誉为炼字典范。
诗题“过香积寺”的“过”,意谓“访问”、“探望”。既是去访香积寺,却又从“不知”说起;“不知”而又要去访,表现出诗人的洒脱不羁。因为“不知”,诗人便步入茫茫山林中去寻找,行不数里就进入白云缭绕的山峰之下。此句正面写人入云峰,实际映衬香积寺之深藏幽邃。还未到寺,已是如此云封雾罩,香积寺之幽远可想而知矣。
接着四句,是写诗人在深山密林中的目见和耳闻。先看三四两句。古树参天的丛林中,杳无人迹;忽然又飘来一阵隐隐的钟声,在深山空谷中回响,使得本来就很寂静的山林又蒙上了一层迷惘、神秘的情调,显得越发安谧。“何处”二字,看似寻常,实则绝妙:由于山深林密,使人不觉钟声从何而来,只有“嗡嗡”的声音在四周缭绕;这与上句的“无人”相应,又暗承首句的“不知”。有小径而无人行,听钟鸣而不知何处,再衬以周遭参天的古树和层峦叠嶂的群山。这是十分荒僻而又幽静的境界。
“泉声木危石,日色冷青松。”两句,仍然意在表现环境的幽冷,而手法和上二句不同,写声写色,逼真如画,堪称名句。诗人以倒装句,突出了入耳的泉声和触目的日色。“木”字在这里下得极为准确、生动:山中危石耸立,流泉自然不能轻快地流淌,只能在嶙峋的岩石间艰难地穿行,仿佛痛苦地发出幽木之声。诗人用“冷”来形容“日色”,粗看极谬,然而仔细玩味,这个“冷”字实在太妙了。夕阳西下,昏黄的余晖涂抹在一片幽深的松林上,这情状,不能不“冷”。诗人涉荒穿幽,直到天快黑时才到香积寺,看到了寺前的水潭。“空潭”之“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什么也没有”。王维诗中常用“空”字,如“空山不见人”、“空山新雨后”、“夜静春山空”之类,都含有宁静的意思。暮色降临,面对空阔幽静的水潭,看着澄清透彻的潭水,再联系到寺内修行学佛的僧人,诗人不禁想起佛教的故事:在西方的一个水潭中,曾有一毒龙藏身,累累害人。佛门高僧以无边的佛法制服了毒龙,使其离潭他去,永不伤人。佛法可以制毒龙,亦可以克制世人心中的欲念啊。“安禅”为佛家术语,即安静地打坐,在这里指佛家思想。“毒龙”用以比喻世俗人的欲望。
诗采用由远到近、由景入情的写法,从“入云峰”到“空潭曲”逐步接近香积寺,最后则吐露“安禅制毒龙”的情思。这中间过渡毫无痕迹,浑然天成。诗人描绘幽静的山林景色,并不一味地从寂静无声上用力,反而着意写了隐隐的钟声和呜木的泉声,这钟声和泉声非但没有冲淡整个环境的平静,反而增添了深山丛林的僻静之感。这就是通常所讲的“鸟鸣山更幽”的境界。
王维晚年诗笔常带有一种恬淡宁静的气氛。这首诗,就是以他沉湎于佛学的恬静心境,描绘出山林古寺的幽邃环境,从而造成一种清高幽僻的意境。王国维谓“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首诗的前六句纯乎写景,然无一处不透露诗人的心情,可以说,王维是把“晚年惟好静”的情趣融化到所描写的景物中去的了。因此最后“安禅制毒龙”,便是诗人心迹的自然流露。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