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首联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颔联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尾联用典，写观雨感受，表现对抗金胜利的渴望。该诗虽然写的是雨景，但却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极大关注。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山客”是诗人自谓，“客”点明处境，“龙钟”写诗人精神状态；“不解耕”表明诗人不会（懂）农桑。这里，与其说作者在介绍自己，不如说他在述说那个不幸的时代。寓居异乡，是因为国破家亡；精神疲惫，是因为颠沛流离；不事农桑，是由于在这战乱扰攘的年代无法进行和平生产。首联的出句，写出了诗人对这个特定时代的鲜明态度，是因，是“客”；对句才是果，是“主”，“危坐”表现了诗人郑重的神态及沉重的心情。“阴晴”是运用双关，既是天气的变化，也是当时抗金时局的动态。这又与前面的“不解耕”自然衔接，“观雨”与“时局”二者圆和无迹。
“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江壑林岭，风起云涌，雨声阵阵。诗人既写出了夏季云雨的固有特征，也表现了他此刻浩茫深沉的思绪：广大地域的风云翻涌、大雨滂沱，就是整个国家颠覆播迁的写照。这里不单写雨景，也是在写时局，最高统治者不作有力的抵抗，致使金兵势如破竹，这里的“云”“雨”又是两层含义巧妙的融会在一起。
尽管云雨的猛烈遮蔽万物，雨中的万物并没有全然屈服，时局也并非黑暗一片。乌云密雨中也有不屈不挠的抵抗，摇摇欲坠的危局中也有一丝生机（这里主要是指当时的长沙守帅向子湮的积极抗金举动）。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竹枝顽强地挺立着，高高的山角上、大风吹掀处露出了光明。这里诗人对雨势变化观察的细致入微，表明他对现实的高度关注。
尾联用典，出句化用了杜甫的“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诗句，对句也是老杜的“净洗甲兵长不用”诗句的化用，在此均为反其意而用之。作者由雨又想到了一个典故：武王伐殷时，天降大雨，姜太公说：“这是上天在为我们洗刷兵甲，助我伐纣！”我大宋王朝如果兴兵伐金，也可以借助这大雨洗刷兵器。果真如此，我个人的屋子漏雨又何妨！“当然这里的“雨”所指是有助于抗金的好的事物。比如积极的抵抗政策、行之有效的作战措施、戮力同心的上下配合、催人奋进的舆论氛围等等，与上面所指的晦暗的压迫势力、飘摇欲坠的危势等等是不同的（这也是广义的“双关”）。这是作为意象的多义性决定的，更是诗人关心时局、希望政局好转的本意决定的。
当然，全诗还运用了拟人、对仗等辞格，使得气韵雄沉；但关键还是双关的应用，把眼前的自然现象、把诗人对自然现象的观感与对现实的焦灼而深刻的思虑天衣无缝般地有机融为一炉，拓宽了诗歌的意境，深化了诗歌的内涵，气足神完，极具审美意义，是陈与义现存诗中的精品。
这是一首写周宣王忧旱祈雨的诗。是所谓“宣王变《大雅》”的第一篇（其他五篇是《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大雅·江汉》和《大雅·常武》）。
全诗八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写祭神祈雨。正是需雨的时节，然而日日骄阳似火，禾稼死亡，田地龟裂，人畜缺水。这当儿，人们是多么盼望老天降落一场甘霖啊！可是仰望苍穹。毫无雨征（古人常夜间观天象以察云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星河灿烂，晴空万里，夕夕如此。内心焦灼的诗人于是发出了“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的慨叹。无神不祭。无牲不用，礼神的玉器也用尽了，然而神灵们却不闻不问，毫无佑助之意。这苍天啊，好像真的是把降雨的事儿抛在脑后，彻底忘掉了；或许人们得罪了他，他在有意地惩罚人们。三、四两章写大旱的不可解除，主要表达了畏旱之情。“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凶暴狂猛的旱灾如洪水猛兽，无法推开，无法阻拦，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造成了无法收拾的严重局面。再继续下去，将国祚难永。然而“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意谓：群公先正，我常雩祭以祈谷实，现在却不助我以兴云雨；至于父母先祖，尤一体之所亲，一气之所感，为什么也忍心看我遭此祸而不救呢？五章写旱魃继续肆虐。山原秃而河湖干，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让人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昊天上帝，宁俾我逐”，老天似乎是要迫使人们离开此地，他是不想让人安居了。六章述失望痛苦之余的反思。也不是祭神不及，也不是对众神不恭敬，细细思量，确实没有什么罪愆，那又为何降灾加害呢？七章叙君臣上下因忧旱而困窘憔悴。末章周王著力鞭策，希望臣子们“无弃尔成”，继续祈祷上苍。最后仰天长号，以亟求天赐安宁作结。
统观全诗，作者对这次持久难弭的灾祸从旱象、旱情、造成的惨重损失及所引起的心理恐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描写。这场大旱就是死亡之神的降临，可以摧毁一切，消灭人类。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时代，它会造成怎样的人间灾难，是不难想像的。这首诗在写宣王忧旱的同时，也写了他的事天之敬及事神之诚。在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极其有限的西周末期，面对无法战胜的灾害，对虚无飘渺的天帝和神灵产生敬畏乞求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今人自然不能以现代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来苛责古人。
这首诗兼叙事抒情于一体，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摹景生动；二是夸饰手法的运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夜晴则天河明，此方旱之象。“昭回于天”又暗示出仰望之久。久旱而望甘霖者，己所渴望见者无，己所不愿见者现，其心情的痛苦无奈可想而知。毫无雨征，还得继续受此大旱之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推出“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何”四句。所以开篇这摹景之句不仅写出了方旱之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并生发出下文，是独具匠心、富有艺术魅力的诗句，因而孙鑛称赞这首诗的起首“最有风味”（陈子展《诗经直解》引）。“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这场大旱使周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无水之区。山空川涸，禾焦草枯，畜毙人死，大地就像用火烧燎过一样，没一点生气，没一点活力。“涤涤山川”、“如惔如焚”可谓写尽旱魔肆虐之情状，同时也传达出诗人面对这种毁灭性灾害的痛苦、焦灼之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这几句诗虽然称不上“妙合无垠”，但做到景中含情、景中寓情却是很明显的。
诗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早在战国时代就被孟子认为是夸饰之辞的典范，备受后世批评家的关注。这两句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突出遭旱损失的惨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指出夸张的修辞虽然言过其实，但因为能通过形象的夸张来传难写之意、达难显之情，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靡有孑遗”四字，所述虽非事实，但却突出了旱情的严重，是反映真实，并且凸现了真实的传神之笔。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峻峭。作者用夸张与想象写出奇峰凸起的壮观景象。他用“刺破青天”的宝剑形容山的峭拔陡直，这把锋利的“宝剑”把天都刺破了，可是锋刃一点也没有残破。山的峭立与峭锐被诗人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古往今来写山的诗句中，可谓无与伦比，石破天惊。而最后一句的想象更是神奇，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缺，断鳌足以立四极。”神话中的天柱支撑起天空，诗人引用其意，说被刺破的青天仿佛要掉下来，幸亏这些山像坚挺的柱子支撑起天空，使之不致坠落，从而表现出山的雄伟、坚实。与上两首词相同，对山的描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与山一样顶天立地、坚强挺拔的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像这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这擎天的石柱，坚不可摧，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的这三首小令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云贵山峦的气势形貌。它们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诗人用如此气势磅礴的笔法来写小令，这在词的创作史中前无古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领袖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用山的矫健妩媚来写自己的个性品格。这种散文化的写法已经是对传统本色词的突破，而千载之后的伟人毛泽东则更为大胆地运用比喻想象的手法，使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写出了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小令。虽然宋末的风雅派词人张炎曾说，“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乃佳”（《乐府指迷》），强调的是小令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魄胸襟，才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小令，可以说是大手笔、大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