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现了苏轼初得赦免诏书时的欣喜之情,抒发了风烛残年、万念俱冷的深沉感慨。
首联写一阵雷雨之后的黄昏时刻,作者独自登高,凭栏远望。古人常以雷霆之怒,霹雳之威喻皇帝的威怒,这里既是写实景,也是以霹雳收威暗喻哲宗去世,徽宗继位,朝政更新。“暮雨”的“暮”,也是含义双关,暗示以前朝政的昏暗;“开”,表现了他对徽宗的幻想,以为朝政从此清明,徽宗刚继位,想清除朝廷的党争,似乎将大有作为,苏轼当时还不可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也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四句几乎可作“霹雳”句的注脚,表现了同样的幻想。对句刻画了诗人凭倚栏槛遥望的神态。出句抒发的是欣喜之情,对句的“独”字则表现出孤寂之感,为尾联作好了铺垫。
颔联写登高所见,既是写眼前实景,又是象征时局。这是全诗最好的一联。夏天雨后多出现虹霓,是眼前实景;但作者不以彩虹入诗,而以暗淡的雌霓入诗,这是有寓意的。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苏轼得到诏书时,迫害元祐党人的二惇(章惇、安惇)、二蔡(蔡京、蔡卞),已受到台谏的排击,“雌霓云端下”正象征了政敌的失势。雄风喻帝王之风,与“庶人之雌风”相对,语出宋玉《风赋》。儋耳四周皆海,雄风来自海上,这既是写海风之快意,又是暗喻内移诏命的降临。
颈联记双喜临门。一是野老之喜,苏轼初到儋州,遇上连年灾害,元符三年(1100年)喜获丰收。苏轼与海南人民休戚与共,野老的喜事就是他的喜事。二是诗人之喜。苏轼谪居海南,无时不盼望北归。就在这年的正月七日,他还感慨说:“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庚辰岁人日作》)贾让是汉哀帝时人,曾上治河三策,其中上策是引黄河北入海。苏轼在元祐年间也多次提出类似的主张,不被采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再次决堤北流,他的主张得到了应验。虞翻是三国时吴人,因得罪孙权,被长期流放交州。苏轼此时总算“赦虞翻”,赦书已到,逐下即将北归,他的心里十分高兴。
尾联写以后的打算,说年事已高,只要能吃饱饭,有栖身之地,就再无奢求了。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有“但使残年饱吃饭”语,上句即用其意。《庄子·秋水》载坎井之蛙语:“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庄子是讥井蛙的浅薄,但后人却以“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表现“轻天下,细万物”的隐逸思想(陆云《逸民赋序》)。苏轼的用法与此相同。他晚年思想很矛盾,由于政治上一再遭受打击,经常发出“心似已灰之木”(《自题金山画像》)一类的感慨。但其思想深处仍是“报国心犹在”(《望湖亭》),“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诗的末句虽略赚消沉,但全诗的基调清雄慷慨,颇具浩然之气。
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