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兴亡之感。采莲曲原是乐府旧题，多写南国水乡，歌咏爱情。杨果沿用采莲曲的旧题，写的却不是爱情，而是兴亡，是惆怅。
小令依据内在的情绪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二句写采莲人的热闹，“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作过渡，后两句写了独上江楼之人的寂寥与惆长。
小令开篇，短短两句，写了一幅热烈的江南夜景图。夜凉如水，新月如钩，静谧的湖面上突然传来采莲人热闹的歌声。采莲人兴致高品，相相互唱和，乐音高品。循着歌声望去，只见一艘精致的小船从柳树繁密之处驶出，那轻松愉快的采莲歌便是从那里飘扬面至。月夜踏歌采莲，荡舟湖面，一幅美好热闹的江南采莲图画！但这两句之后，小令突然由乐转悲，让人猝不及防。热闹的采莲曲惊醒了熟睡人的美梦，让他再难以入睡，只得“独上江楼卧”。“夜如何”三字极有韵味，热闹的夜是属于采莲人的，而对于从鸳鸯梦中惊起而独上江楼的人来说，这样的夜是悲凉的，三个字自然引出下半部分。
热闹是他们的，对独上江楼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独上江楼的人疏离在这个热闹的场量之外，像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伤痛，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孤独。至此，小令开头的喜悦气氛已渐渐被冷清的氛所取代，悲的情结丝丝缕缕沁入夜色里，而“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三句则是将原本若隐若现的悲哀情绪推向高潮，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小令将采莲众人的欢畅与独上江楼之人的悲威作对比，将采莲歌与南朝旧曲作对比，悲喜互见，哀乐相形。作者深谙“以乐景写哀情”之法，有多繁华就有多落寞，有多热闹就有多寂寥。杨果一生经历了金元两个时代，金初曾登科及第，担任官职。金亡之后，他经人举荐也曾出来做官，与元好问拒不仕新朝虽有不同，他虽身在新朝，却心怀旧恨，有着遗民独有的亡国之恨，失节之悲。他目睹了金的繁荣与衰亡，朝代更迭的兴亡之感挥之不去。小令中虽未言明，但亡国之音“南朝旧曲”，多多少少包含了作者对于金统治者昏庸无度的影射和对金灭亡原因的思索。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徙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徙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徙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此曲前三句写现实之景、历史之思。“江南倦客登临，多少豪雄，几许消沉。”这支曲整体透着一种沉重的悲凉之感，起句“江南倦客登临”便初露端倪。“倦客”意味疲倦于游宦之人，加上“江南”二字，明确宦游的地点。乔吉是太原人，后寓居杭州，一生四海漂泊，故以“江南倦客”自称，而“倦”字正显示了他对于这种漂泊生活的倦怠。“多少豪雄，几许消沉”，眺望着毗陵的夜景，作者陷入了深思。过往的历史中有多少英雄豪杰，如今都已经“消沉”。这两句从现实之景转人历史之思，一下子拓宽了曲子的境界。
中间三句援引两个典故。“今日何堪，买田阳羡，挂剑长林。”曲中援引了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典故。“买田阳羡”是用苏轼典，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被贬谪之后终于悟出世事皆虚幻的道理，到晚年再不倾心于官场，只求在田园中度过余生。人生如梦，曾经的美好最终也难逃过历史尘埃的掩埋，这也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共同的心绪和愤慨。“挂剑长林”，是用季札典，也有说乔吉此句是化用晋代许逊挂剑长松的典故。如此饵释似乎与上句更为相符，与整首曲的基调也更为呼应。
末尾几句写他人富贵，自己生命如流，倍感凄凉。“霞缕烂谁家昼锦，月钩横故国丹心”，这两句对仗工整。“昼锦”则是用来比喻朝霞，作者在“霞缕烂”和“昼锦”之间，插入“谁家”二字，一下子使自己与这种富贵、耀眼的景象隔绝，这富贵不过是别人家的，与自己毫无一丝关系。朝霞已去，夜晚到来，残月如钩，“故国丹心”句是化用周密《一萼红》，谓岁月如梭，人鬼殊途，对故国的一片丹心都是过去式了。窗影深深，夜已经深了，灯火也归于黯淡。遥望窗外，山野间“磷火青青，山鬼喑暗”。残灯喻指毕命之灯，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将化为泡影，都逃不过生死天命，让人倍感凄凉和肃然。
乔吉那些表达归隐之心的作品是他寻找解脱和心灵慰藉的产物，这首曲进一步展现了他内心对于一生漂泊、无法超脱命运的痛苦。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只有和诗人内心深处的灵魂结合才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乔吉的散曲便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通过阅读这支小令，读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感伤，他清楚地看着这个现实，却一直无法接受，这也是其痛苦和矛盾的根源。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