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
此篇写黄河的奔腾冲泻之势及华山的峥嵘秀伟，运用神话传说，驰骋想象，使山河更带有神奇的色彩。
“西岳”两句。此诗开篇，就以“西岳峥嵘何壮哉”的突发唱叹，写华山的雄伟，起势宏远突兀，接着便展现登山远眺所见到的黄河之雄姿。接着四句写黄河。先写河的触山动地的汹涌澎湃之势，继写河的急流盘旋成涡，声如巨雷，最后写河水在阳光下，反映出灿烂辉煌的色彩，并把它和人的命运连系起来。出人意外的是，诗人对黄河的勾勒，却用了飘忽的轻笔：“黄河如丝天际来！”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奇景象迥异，这是因为诗人此刻是在烟云缥缈的华山绝顶；从万仞之上，远眺数千里外的盘曲黄河，正有细曲“如丝”“天际”来的奇妙感觉。而且诗人描述的重点是华山，用这样的轻笔勾勒，较之于重笔渲染黄河的壮阔，更可以反衬华岳的高峻入云。然而，黄河毕竟是狂暴不羁的，在它奔腾至华山脚下的时候，就不再轻细“如丝”，简直是波山浪海了。因此，诗人之笔亦突然夭矫而行、力挟千钧：“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它那蓄势“万里”的排浪，使山岳为之震撼；疾浪受阻，便沸怒而折，翻卷起巨轮般转动的漩涡，发出震撼三秦的雷鸣。这景象的确惊心动魄。
然而这一切都是华山尚未开辟、黄河中途受阻的虚境。诗人的思绪此刻已飞向了远古。传说大禹理水之前，华山与对岸的山峰相连一片，挡住了滚滚黄河。大禹到来以后，指挥河神巨灵，将山峦横击为二，黄河才得以畅流。那击开的两半，就是现在隔河相峙的华山和首阳山。诗中的“荣光（华光）休气（瑞气）纷五彩”二句，于惊雷震荡声中，忽作舒徐悠长之音，正表现了圣人大禹降临黄河的自信闲暇之态。接着便有巨灵擘山的壮观一幕：诗人以“咆哮”状貌巨灵擘山的盛怒，以“洪波喷射”描摹山分浪奔的奇景。其运笔亦如巨灵和怒浪，显示出李白所独具的“疾雷破山、颠风簸海”（谢榛《四溟诗话》）之势。“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刚刚击开的三峰（即华山“落雁”、“莲花”、“朝阳”三峰），被巨灵震得慌忙退立，才免于倾覆之灾；但在翠崖丹谷之上，还留下了河神凌厉的掌印（即今华山东北的“仙人掌”）。与巨灵神的悍蛮擘山、不顾而去相比，西方之帝（白帝）就显得可爱多了：他仿佛要抚慰受击的山峦，竟暗运天地之气，一夜之间，将华山的顶峰，化作了一朵“莲花”，并让缭绕的白云，变为云台（即云台峰）承托着它——华山自此后便如青碧的莲花，盛开于万里白云之上。这就是诗中第一节所描绘的华山奇景。由于这描绘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并且交织着黄河的涛声骇浪和绘纭多姿的往古神话，显得格外壮丽和妩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造出一个神奇缥缈之境，为友人的“出场”作铺垫。
“云台”八句以神话故事和现实的人物并写，似幻似真，并以此娱悦元丹丘。言云台的阁道连接着高不可测的云霄之处，有明星、玉女二仙女来侍洒扫，麻姑为人搔背，手爪很轻。我皇把守着九天的门户，元丹丘与天谈论着宇宙形成的问题，出入于高高的九重天上，往来于蓬莱与华山之间。“云台阁道（栈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这两句从云烟幽渺之中，勾勒友人闲步云台的姿态，使友人带有了飘飘欲仙的风神。“丹丘”之名，恰是《山海经》神话中的不死之国。故诗人直接以“不死”二字，将他一语呼出，显得既诙谐、又有情。元丹丘之去到华山，即将度过的，无非是隐逸山崖的清寂岁月而已。但在诗人笔下，却化作了如梦如幻的连翩奇遇：传说中的华山仙子（明星），慌不迭地为他“洒扫”庭坛；手如鸟爪的“麻姑”，为他“搔背”时，下爪竟还那样轻灵。至于接待过汉武帝的瑶池王母，年事已高，就只好请她看守门户了。倘若友人想“扪天摘匏瓜（星名）”，或许还有机会与天帝攀谈上几句哩——“明星玉女备洒扫”四句，将元丹丘隐迹华山的生活，描摹得美妙、奇幻。原来互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一经诗人信手拈来，便绚烂相映、顿成化境。“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诗人想象自己的友人，从此将光辉闪闪地出入于九重之天，或者迅疾如飞地往返于仙境蓬莱。或许他还能像传说中的老翁一样，误入嵩山大穴，得到仙人的“玉浆”之赠。想到这里，诗人不禁向友人脱口而呼：“倘得“玉浆”，可别忘了让我也分享一杯呵！到时候，我就与你像传说的汉中卜师、酒店老妇一样，骑上仙人的“茅狗”，刹那间化作飞“龙”，直上云天。”悠然神往的结语，表现出诗人对神仙飞升的向往与仰慕。
全诗运笔收放自如，“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收之则“万骑忽敛，寂然无声”（王世贞《艺苑巵言》）。明人陆时雍称李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有舒云流水之妙”。《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正可当此美誉而无愧。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诗人先自叙高贵的身世，表示自己具有与生俱来的的“内美”。再叙自己的道德和才干，具有先天禀赋，又有后天修养，早就该立志献身干一番大事业。接着叙述对楚怀王的期望，期望他修明法度，驾上骏马奔驰向前，诗人愿为楚国的变法图新作一个开路的先驱者。可是当时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却存在着革新和守旧两派的斗争。
全诗以四句为一节，每节中又由两个用“兮”字连接的若连若断的上下句组成，加上固定的偶句韵，使全诗一直在回环往复的旋律中进行，具有很强的节奏感。
此诗的开头由一“怜”字引出，“不得意”点明“落第”。“况复”二字递进一层，丘为落第正值柳枝又绿的新春，伤心人对满目春光不免倍觉伤神。“柳条青”客字并暗隐送别的场景，灞水岸边，杨柳依依，送别之际，诗人对丘为的怜惜之情也格外强烈了。这一联诗中既有丘为又有诗人自己，其后两联专写丘为。第二联用典。当年苏秦游说秦王，连续上了十次书都未奏效，黄金百斤用尽（《战国策·秦策》）。以苏秦作比，描写丘为只身困于长安、盘资耗尽的窘况；返回时，由于忧愁的煎熬，两鬓又新添了白发。一“尽”、一“新”，两相映照，丘为的凄苦之状与诗人的哀怜之情如在眼前。京都既难以安顿，回家也是孤独一人，生计窘迫。第客联就是对丘为归途形象的描绘：“五湖客亩宅，万里一归人。”这两句是此诗名句，写丘为孤独一人长途返回，太湖畔唯有微薄的家产，生计窘迫。从字句间读者仿佛看到一个步履沉重、心情懊丧的人，低头走向自己的家园，令人产生怜悯的共鸣。此联句与句对仗，同时又句中自对：“五湖”对“客亩宅”，“万里”对“一归人”。结尾一联：“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这里以祢衡借指丘为。《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恃才傲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上疏荐之”。唐代武后垂拱二年，设理匦使，以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一人充任，玄宗时改称献纳使。王维曾任右拾遗、殿中侍御使等官职，因此自称“献纳臣”。诗人认为自己明知丘为有才华而不能将他推荐给朝廷，自愧不如孔融，同时于“羞”中寓愤，对于贤才遭弃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情绪由怏怏惜别转到深深的内疚，以至于牢骚不平，激昂慷慨。
王维与丘为虽是同辈诗友，但年龄稍长，故诗中语气较为老成。结尾处反用孔融与祢衡的典故，虽是从识贤、荐贤的角度引出，但“知”字与篇首的“怜”字，还是表现了一种长者所特有的口吻。诗写送别，抒发的却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其着重抒发的是对人才的爱惜以及由此引出的对黑暗政治的激愤。全诗从离别写到归程，由近及远；诗情则由哀怜转为羞愤，由浅入深。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五。下面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松林先生对此诗是赏析。
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召铺宫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这首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买花处所发现了一位别人视而不见的“田舍翁”，从而触发了他的灵感，完成了独创性的艺术构思。
全诗分两大段。“人人迷不悟”以上十四句，写京城贵游买花；以下六句，写田舍翁看买花。
京城的春季将要过去，大街小巷来来往往奔驰着喧闹不已的车马。都说是牡丹盛开的时节，呼朋引伴、争先恐后地赶去买花。一开头用“帝城”点地点，用“春欲暮”点时间。“春欲暮”之时，农村中青黄不接，农事又加倍繁忙，而皇帝及其臣僚所在的长安城中，却“喧喧车马度”，忙于“买花”。“喧喧”，属于听觉：“车马度”，属于视觉。以“喧喧”状“车马度”，其男颠女狂、笑语欢呼的情景与车马杂沓、填街咽巷的画面同时展现，真可谓声态并作。下面的“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是对“喧喧”的补充描写。借车中马上人同声相告的“喧喧”之声点题，用笔相当灵妙。
这四句写“买花去”的场面，为下面写以高价买花与精心移花作好了铺垫。接着便是这些驱车走马的富贵闲人为买花、移花而挥金如土。“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戋戋”，委积貌，形容二十五匹帛堆积起来的庞大体积。古代以五匹为一束。“五束素”，即二十五匹帛。《新唐书·食货志》：“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当时正行“两税法”，一匹绢为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便为钱八万。一株开了百朵花的红牡丹，竟售价八万，其昂贵的确惊人。那么“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其珍惜无异珠宝，也就不言而喻了。
家家以弄花为习俗，人人执迷不悟。以上只作客观描绘，直到“人人迷不悟”，才表露了作者的倾向性；然而那“迷不悟”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仍有待于进一步点明。白居易的有些讽谕诗，往往在结尾抽象地讲道理、发议论。这首诗却避免了这种情况。当他目睹这些狂热的买花者挥金如土，发出“人人迷不悟”的感慨之时，忽然发现了一位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偶来买花处”的“田舍翁”，看见他在“低头”，听见他在“长叹”。这种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在热闹喧哗的买花场景中，诗人不失时机地摄下了“低头独长叹”的特写镜头，并以极其鲜明强烈的对比，从“低头”的表情与“长叹”的声音中挖掘出全部潜台词：仅仅买一丛“灼灼百朵红”的深色花，就要挥霍掉十户中等人家的税粮！揭示了当时社会“富贵闲人一束花，十户田家一年粮”的贫富差距。最后这一警句使读者恍然大“悟”：那位看买花的“田舍翁”，倒是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推而广之，这些“高贵”的买花者，衣食住行，都是来源于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的“赋税”。诗人借助“田舍翁”的一声“长叹”，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谱写人民的心声，这是十分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