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这首词的上片写女主人及其扇的特点。下片写扇上的水月梅图画。本词是咏女主人的扇,但女主人是谁?杨铁夫《吴梦窗词笺释》认为是去姬,他说:“此扇必去姬所遗物,为陈藏一所绘者。”俞陛乘《唐五代两宋词选释》认为此词“为道女题扇而作”。吴文英词中是有为道女题扇之作的,如《朝中措·题阑室道女扇》。从本词内容来看,这是题陈藏一所藏或所绘的道女扇的一首词。
这首词的主旨是题扇,主要是歌咏扇上的“水月梅”图画。全词在描写扇的主人、扇的质料以及扇的图画时,都强调了它的清白、纯洁的特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梦窗精于造句,超逸处,则仙骨珊珊,洗脱凡艳。”这首词正是具备这种超逸风格,词中水月梅品的清高,扇子的女主人也仙骨珊珊,物与人都洗脱了凡艳。
这首诗的首联回忆革命战争年代一起在草莽森林中的战斗生活及战友情谊。起句借用托名唐代黄巢《自题像》原句来会议革命战争的历程。次句则表明因为军务倥偬,二人虽是亲密战友,却也难以常相聚首,畅叙友情,言下不胜追怀惋惜之意。
颔联联则以艰苦卓绝的长征作衬托,缅怀罗荣桓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60年代以来,毛泽东的头脑中已形成一种“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十分强烈,而这首《吊罗荣桓同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由于吊唁的哀痛和“反修”的政治忧患意识糅为一体,该诗也有一种格外哀伤情调。也正是因为毛泽东认为“战锦方为大问题”,所以才会在内忧外患中,当罗荣桓“不幸离人世”时产生那种“国家疑难可问谁”的怅失感。
颈联则全部用典,并以巧妙的借喻,形象鲜明地把当时的这种政治情势,活化成了意境鲜明的优美诗句,寓爱憎褒贬于其中,令人回味无穷。斥鷃,蓬间小雀。大鸟,昊天鹍鹏。而前者“欺”后者,而且时有所闻,岂非咄咄怪事。典出于《鹰和鸡》中的鸡“笑”鹰飞得低的故事,更使人觉得可笑、可气、可恼。这一联中的上下句,通过同义相叠而增强了表达效果,在相反相映的两组形象的“不和谐”、“不合理”的关系中,使大者更大,小者更小,高者更高,低者更低,在戏谑鄙夷之中,同时也透出了诗人的一份忧虑。
尾联“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如此卓越英才不幸离世直抒哀思,尤其是结句以问语写出,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于哀悼之中反衬出罗荣桓同志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说明他的逝世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这一强调是对他的高度评价,是对他最高的赞誉。
这首悼亡诗,“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且以诉诸各种感官的立体形象美和“沁人心脾的言情”以及“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的语言,成为颇具“大家之作”风范的毛泽东诗词中的精品,且将永为世人所传诵。
万山,在襄阳西北,汉水南岸,又名汉皋山。此地环境清幽,为襄阳名胜,又有神女解佩的传说,更增添了一层迷人的色彩。浩然常游此地,诗集中就有三首于此得题。“万山潭”,指山旁江水深曲处。这是一首带有古诗意味的律作。诗人常游于万山,诗集中有三首于此得题。此诗诗风古雅质朴,空逸澹宕,清心闲适。
首联写诗人冲淡的心情和垂钓之乐。垂钓本身,已乐在其中,何况静坐磐石之上。“坐”字一字,更显安闲。且潭水清澈,与闲适的心境相默契。诗中未提一个乐字,但乐字已融入闲淡之中。
颔联,所谓“鱼行潭树下”,似不合理,盖鱼是水中之物,不可能行之于树下。细细体味,就可理解潭侧之树高于潭中之鱼,且树影映入潭水之中,鱼儿翕翕游动,自由自在。故“鱼行潭树下”。在这里,诗人虽没有正面描写树的倒影,但却可以领悟出树的倒影的荡漾美,与游鱼的动态美相互参差,更显出美的多样性。且“鱼行”与“猿挂”,一低一高,遥相呼应,更拓展出空间的距离美。“潭树下”与“岛藤间”,一潭一岛,一树一藤,一下一上,也显示出对称美。颈联借当地典故抒发情怀。曹植《洛神赋》中说:“交甫之弃言兮,怅犹豫而狐疑。”意思是郑交甫曾游于万山,巧遇两个游山的神女,羡慕不已,向神女索取佩带上的饰物,游女解佩赠之,但霎时,游女及佩饰均不见。郑交甫怅惘良久。这个美丽的神话,为万山潭增添了迷人的风采,也触动着诗人的心弦,并自然地引出下句诗来。
尾联写心中向往,求之不得,于是月下放歌,乘舟而返。游女解佩的故事,给诗人以无穷的遐思。诗人不禁悠然神往。“沿”字,用得亦极其神妙,更增添了月儿的动态美,表明不仅仅是一点月色,而是沿途通明,明月满舟,银辉一路,歌声不绝。此情此景,令人向往。
全诗有动有静。首、颔二联,以静为主,寓动于静;颈、尾二联,以动为主,寓静于动。冲淡之风,显隐于动静之中。闻一多说:“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正是此中境界的写照。刘熙载说:“诗品出于人品”(《艺概·诗概》)。
关于孟浩然的人品,王士源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疏艺竹,以全高尚。”(《孟浩然集序》)王维在绢本上绘制的孟浩然肖像“颀而长,峭而瘦,风仪落落,凛然如生。”(《韵语阳秋》引张洎题识)可见,孟浩然的人品可用风清骨峻四个字来形容。它体现在孟氏诗中,就浇铸出孟浩然的诗品。
正如闻一多所说,《万山潭作》一诗,这是诗的孟浩然,又是孟浩然的诗。诗人的心境是非常悠闲、清静、旷达、淡泊的;诗人的形象是“风神散朗”、“风仪落落”的。这确是诗如其人、人即其诗了。孟浩然所创造的人入其诗、诗显其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冲淡。
孟浩然和王维,都推崇冲淡,却各有千秋。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浩然清而旷,王维清而秀。”可见,王、孟虽同样具有冲淡中“清”的特点,王维偏重秀字,孟浩然偏重一个旷字。王维的《青溪》,虽然写了素、闲、清、澹,但从“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的诗句中,却可看见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孟浩然的《万山潭作》,虽然也写了清、闲,但从神寄游女、归舟放歌的情境中,读者却可窥见他的旷达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