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无首无尾,诗人只是选择男子离家出走,女子拽着男子衣袖,拉紧他的手,苦苦哀求他留下的一个小镜头,以第二人称呼告的语气反复哭诉。全诗只有两章八句,既没有点明男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没有交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而诗人描绘的这幅平常而习见的画面,却是活灵活现的。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幅似乎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对男女在大路上追逐,女的追上男的,在路边拉扯纠缠,还似乎有女子悲怆的哭诉声,她呼唤着男子,不断重复地说着:“不要嫌恶丢弃我!”“多年相爱不能说断就断!”除此,她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仿佛自己的一切辛酸、痛苦、挣扎、希望都凝聚在这两句话中了。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哀求下,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这是女主人公唯一祈求。但是,诗至此却戛然而止,不了了之,留下了一大片画面空白,容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情趣去创造,去丰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设想,绘出不同结果的精彩画面。所以诗中这幅片断性的画面尽管是一目了然的,但却是极具有包孕性的。
此诗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原诗纯为赋体,二章四句,每句皆押韵。第二章首句“路”,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当作道,与手、魗、好为韵,凡《诗》次章全变首章之韵,则第一句先变韵。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
楚辞中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选》中有左思的《招隐》诗,题目相似,而意趣不同。《招隐士》是召唤隐士离开山林回到人群中来,到宫廷里去;而左思的《招隐》却是去招寻隐士,欲与之同隐。同题两首,这里选取第一首进行赏析。
左思《招隐》中的第一首,招隐,是招还,寻防隐士之意,写入山招还隐士,却被隐士生活环境所吸引,决意同隐以表现社会黑暗,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第一首诗首句“杖策招隐士”,开门见山,点清题目。“策”,据扬雄《方言》,是树木细枝。中国人向来强调“见微知著”:纣设象筯(即箸字),比干以为奢侈之渐;五月披裘,即可知其人之不贪。折树枝为杖,则持杖者旧袍蔽屣的形象及厌弃豪华的性格已可见一斑。“荒涂横古今”和“岩穴无结构”两句写隐士居室及其周围的道路。既是隐士,当然就应当绝交息游,摒弃繁华。室开三径、蛙作鼓吹这些传为佳话的典故,“草堂”、“蓬户”这些常见的作为隐士(或寒士)居室代称的文字,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作者笔下的隐士岂只是“草莱不翦”、“茅屋数椽”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房屋,而是像巢父一般的岩居穴处;他的住处周围也根本就没有道路,好像从古到今无人从这里走过(横,塞)。然则其人避世之深,可以想见。唯有山丘中传出的隐隐琴声,才能显示出他的存在。这几句写的是眼前近景。其中“荒涂横古今”也隐寓着与紫陌红尘的对比,“岩穴无结构”则隐与高堂华屋作比,这一点读到下文自可领悟。接下来“白云”二句写仰观,“石泉”二句写俯视。白云飘忽,去来无迹,正是隐士们最爱欣赏、最感会心的景物;树木葱茏、丹花掩映,清泉潺潺,游鱼嬉戏,这是十分宁静、自由、充满生机和自然之美的世界。庄子就是非常羡慕濠水中的鯈鱼之乐;曹孟德也是把“枕石漱流饮泉”(《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看作是神仙生活。这些与喧嚣嘈杂、勾心斗角、扼杀人性的现实社会是非常鲜明的对比。作者对隐士生活环境的描写,处处在在,都流露出他对现实的强烈憎恶。
以上六句多写所见,是隐士的生活环境;“丘中有鸣琴”则是写所闻,写隐士的活动。弹琴在古人诗文中向来是高雅之士、尤其是隐逸之士的爱好,这种例证太多,无烦列举,只须看不会弹琴的陶渊明也要取一张无弦琴在手上摆弄摆弄,就可知它在隐士生活中的地位了。而在这样一个幽静空寂的所在独坐拂弦,更可见其人情逸云上,非寻常隐士可比。
“非必丝与竹”四句续写所闻。这四句的写法与上文相比稍有变化。上面都是直陈所见所闻而暗寓对比之意,这里却是首先提出了用作比较的对象。丝竹犹言管弦,指官僚贵族饮酒作乐时所欣赏的音乐。(需要说明,一般讲“丝竹”时,是指由女伎演奏的音乐,所以高士独自弹弄以遣怀的琴,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刘禹锡的《陋室铭》既说“可以调素琴”,又说“无丝竹之乱耳”,把琴排除在丝竹之外了。)聒耳的笙歌与山水之音相比,前者代表的是富贵和庸俗,后者代表的却是高情雅趣。史载梁昭明太子萧统“(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就很可以说明这一点。啸歌则是魏晋以来名士包括隐士常常喜欢用来抒发感情的一种方式。《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说诸葛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西晋的阮籍也是善啸的;《晋书·阮籍传》说他遇到过一个苏门山真人名叫孙登的,啸起来“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如此看来,啸歌和弹琴一样,也是高人雅士的举动。然而作者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作者看来,再动听的人为之音也无法与泉水漱石,泠然清越,风吹阳林,呜呜悲吟的“天籁”相比。在这四句中,前两句用的是对比手法,后两句则是衬托,更突出地强调了作者对隐居生活的热爱。
在着力描写了隐士的居处环境之后,作者又将视线投向他的衣着食物。古来写隐士衣食,多以“黄精白术”、“石髓茯苓”以见其食之稀少而精洁;“鹑衣百结”、“短褐不完”以见其衣之破旧单寒。然而作者写食只用了一句“秋菊兼餱粮”,写衣也只用了一句“幽兰间重襟”。秋菊幽兰之为物,具芳香之性,秉贞洁之姿,正是隐士人格与形象的象征。只此一点,足盖其余。纡青拖紫、怀金佩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贵族与以秋菊为食、以幽兰为佩的隐士比起来,其蠢俗不堪愈见明显了。诗至此,已写足了隐士的居行服食,不着一主观评价,已足以使人悠然神往。于是乎诗人不由得感慨系之:“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他也要抽去帽子上的簪子,意欲挂冠弃仕,追步隐者遗迹去了。这两句是诗中唯一的直抒,但置于对隐士所居的精心描绘之后,写来犹如水到渠成,略无突兀之感。而此二句亦是画龙点睛之笔,以此收势,亦使全诗显得神完气足,发人深思。
此诗写景简淡素朴,语言亦高古峻洁,非有如诗人者之胸襟,不得出此。这就是“诗如其人”。
重阳节自古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据说如此可以延年益寿,《西京杂记》云:“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然而这一年的重九,在陶渊明的宅边,虽然有一丛丛颜色各异的菊花,然苦于无钱沽酒,只能空食菊花。古人视菊为一种高雅而有气节的花卉,因她开在众芳凋落的秋天,故屈原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话,这里小序中所说的“九华”也就是指菊花,诗人有菊无酒,遂产生出无限感慨。
“世短意常多”四句,以议论领起,解释了重九之名,并提出感叹人生的主题。意谓人生在世,不过如白驹过隙,正由于其为极暂短的一瞬,故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烦忧顾虑,也导致了人们企慕长寿永生的祈求。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按着时序的推移又来到了,人们之所以喜爱这个以“九”命名的节日,因为“九”与“久”谐音,所以对它的喜爱正体现了对长生的渴求。这里“举俗爱其名”与小序中的“爱重九之名”一致。“世短意常多”一句炼意极精,宋代李公焕在《笺注陶渊明集》卷二中认为此句是古诗“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两句的浓缩,体现了陶渊明驾驭语言的本领。
“露凄暄风息”至“寒华徒自荣”十句写景抒情,感叹自己有菊无酒,空负良辰美景。露水凄清,暖风已止,秋高气爽,天象清明,飞去的燕子没有留下踪影,北来的大雁还有声声余响。诗人说:据说酒能祛除心中的种种烦恼,菊花能令人制止衰老,而为何我这隐居的贫士只能让重阳佳节白白地过去!酒器中空空如也,积满灰尘,而秋菊却在篱边空自开放。这里描写了一幅天朗气清的深秋景象,与诗人自己贫寒潦倒的处境正成鲜明对照,自然景象的美好反衬出诗人心绪的寥落,大好的时光在白白消逝,盛开的菊花也徒自争艳,诗人于是感慨系之。
“敛襟独闲谣”即写诗人的感叹,他整敛衣襟,独自闲吟,而思绪辽远,感慨遥深。想自己游息于山林固然有不少欢乐,但留滞人世不能就一无所成。诗人在这里不仅感叹人生的短暂,而且对人生的价值重新作了审视,诗中关于“深情”的内容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只是隐隐约约地点出了作者悲从中来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无酒可饮,而更大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就是诗人对人生的思考与对自身价值的探求。全诗一气直下,其主旨似在表明人生短促而自己又不能及时行乐,空负秋光的悲叹,然忽又说“淹留岂无成”,更翻出一层意思,所以延君寿说是“一意两层收束”(《老生常谈》)。
因为此诗结语的含蓄,似有不尽之意在于言外,因而历来解此诗者就以为陶渊明在此中暗寓了他对晋宋易代的悲愤,借此表示了对前朝的留恋,并有志于恢复王室之事。“空视时运倾”一句中也系有感于时事的倾覆,“尘爵”二句则表达了愿安于时命,自保贞心的愿望。最后所谓的“淹留岂无成”,即暗指自己所以羁留人间是由于还抱着复国的希望,等待一展宏图的机会。这种说法自然也不无道理,自来论陶诗的人也曾指出过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而是一个颇有感时伤世之情的人。龚自珍就说他“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己亥杂诗》)。考此诗序中所谓“寄怀”,诗中所谓“深情”,都似乎确有所寄托,以此推断,可能此诗确有寓意。鲁迅评陶潜说:“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此诗即体现了他对政治和生命两方面的认识。
此诗以说理与写景与抒情融合在一起,体现了陶诗自然流走的特点,其中某些句子凝练而新异,可见陶渊明铸词造句的手段,如“世短意常多”、“日月依辰至”及“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等虽为叙述语,然遒劲新巧,词简意丰,同时无雕饰斧凿之痕,这正是陶诗的难以企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