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只八句五十六字，却有情节、有人物，展现了一个颇有戏剧性的场面，使人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可恨、可悲。
诗的前四句，写催租吏手拿公文，大摇大摆，又怒又笑，催租之外，索要酒钱。后四句，写农民拿出仅有的三百钱，不够差吏喝酒钱，权当草鞋费。这首诗揭露了催租吏向农民敲诈勒索的丑恶嘴脸，记叙生动，文字简约，明白如话。
第一句单刀直入，一上来就抓住了“催租”的主题。全篇只有八句，用单刀直入法是适宜的，也是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还有，“催租”是个老主题，用一般人能够想到、也能够做到的单刀直人法写老主题，容易流于一般化。然而一读诗，就会感到不但不一般化，而且很新颖。这新颖，首先来自作者选材的角度新。请看：“输租得钞”，这四个字，已经简练地概括了官家催租、农民想方设法交清了租、并且拿到了收据的全过程。
旧社会的农村流传着一句老话：“早完钱粮不怕官。”既然已经交清租、拿到了收据，这一年就可以安生了。诗人《催租行》的创作，也就可以搁笔了。然而不然，官家催租的花样很多。农民欠租，官家催租，这是老一套；农民交了租，官家又来催，这是新名堂。范成大只用“输租得钞”四个字打发了前人多次表现过的老主题，接着用“官更催”三个字揭开了前人还不太注意的新序幕，令人耳目一新。这新序幕一揭开，一个“新”人物就跟着登场了。
紧承“官更催”而来的“踉跄里正敲门来”一句极富表现力。“踉跄”一词，活画出“里正”歪歪斜斜走路的流氓神气。“敲”主要写“里正”的动作，但那动作既有明确的目的性——催租，那动作的承受者就不仅是农民的“门”，主要的是农民的心。随着那“敲”的动作落到“门”上，就出现了简陋的院落和破烂的屋子，也出现了神色慌张的农民。凭着多年的经验，农民从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中已经完全明白敲门者是什么人、他又来干什么，于是赶忙来开门。
接下去，自然是“里正”同农民一起入门、进屋，农民低三下四地请“里正”就座、喝水……这一切，都没有写，但都在意料之中。没有写而产生了写的效果，这就叫不写之写。在这里，不写之写还远不止此，看看下文就会明白。“手持文书杂嗔喜”一句告诉人们：“里正”进屋之后，也许先说了些题外话，但“图穷匕首现”，终于露出了催租的凶相。当他责问“你为什么还不交租”的时候，农民就说：“我已经交清了！”并且呈上官府发给的收据。“里正”接过收据，始而发脾气，想说“这是假的”，然而看来看去，千真万确，只好转怒为喜，嬉皮笑脸地说：“交了就好！我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来你这儿弄几杯酒，喝它个醉醺醺就回家罢了！”通过“杂嗔喜”的表情和“我亦来营醉归尔”的语气，把那个机诈善变、死皮赖脸、假公济私的狗腿子的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
催租吏一到农家，农民就得设宴款待。“里正”既然明说要尽醉方归，那么接下去，大约就该描写农民如何借鸡觅酒了。然而出入意外，作者却掉转笔锋，写了这么四句：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钱罐“大如拳”，极言其小；放在“床头”，极言爱惜。小小的钱罐里好容易积攒了几百钱，平时舍不得用，如今逼不得已，只好敲破罐子一股脑儿送给“里正”，还委婉地赔情道歉说；“这点小意思还不够您喝一顿酒，您为公事把鞋都跑烂了，姑且拿去贴补草鞋钱吧！”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下面当然还有些情节，却留给读者用想象去补充，这也算是不写之写。
“里正”要求酒席款待，农民却只顾打破悭囊献上草鞋钱，分明牛头不对马嘴，但却不怕碰钉子、触霉头。因为“里正”口头要酒，心里要钱，农民懂得他内心深处的潜台词。何况，他口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并不矛盾：有了钱，不就可以买酒吃吗？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跨越“里正”的潜台词以及农民对那潜台词的心照不宣，便去写送钱。“扑破”一句，实际上用了杜诗“径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的典故。扑破“悭囊”，不多不少“正有三百钱”，说明农民针对“里正”“醉归”的要求，正是送酒钱，却又不直说送的是酒钱，而说“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其用笔之灵妙，口角之生动，也值得玩味。
这首诗的纪事，就不是寸步不遗，而是大幅度的跳跃，同时又“气象联络”。八句诗四韵：“催”、“来”押平声韵，“喜”、“尔”押上声韵，“拳”、“钱”押平声韵，“醉”、“费”押去声韵。韵脚忽抑忽扬的急遽转换，也正好与内容上的跳跃相适应。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这首诗的首联场景恢弘，以“汉水波浪”和“巫山云雨”暗喻诗人自己与巴东故人各自所在地域。此时诗人已到江夏，江夏所在地，正对汉水人江口岸，而巴东故人却在为巫山云雨所阻隔之夔州城。一“远”一“飞”，描画出二人分手之后，各自身处异地，为峡江大山阻隔的情形。
颔联二句，诗人言说自己作客江夏，夜梦欲醒时分，已是东风劲吹，残月西落。
颈联接颔联，续写醒来之后，便想起在夔州白帝城与老朋友相处的美好时光，但如今却与老朋友离别，天各一方。
尾联二句，谆谆嘱咐远在夔州的老朋友，一定要随时通音信，不要让它逐渐稀少了，而来往于峡江瞿塘做买卖的商人很多，捎带音信也是很容易的。
五言律诗，在李白的全部诗作中并不多见。这首《江上寄巴东故人》，虽对仗不甚工稳，但气象宏大，仍不失为佳篇。
该词是一首纪游即景之作。词前有小序，序中交代了时间、地点及有关人物。上片写天色未明时的景物，并暗示“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开头“城头月落尚啼乌”一句，借用唐诗“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意象（也是实写），写出了黎明前的特征性景物。暗点题目中“未明”二字，而且景中有事，由自己从杭州城内出发写起，也暗示了西湖的方位（“月落”在西方），下句写到西湖便不觉突兀。接着写来到西湖边一眼瞥见的景物：“朱舰红船早满湖。”意思是大大小小的游船早已满湖都是。正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可见西湖上游人游兴之浓，也为下文写“两县令先在”伏下一笔。“尚”、“早”二字前后呼应，体现了两句所描述的景物在时间上的联系。三、四句就同游伴侣着笔，意思是说还未安排用乐曲来迎接太守，而水天一色的湖面先已荡漾起两位县令的游船。两句一虚一实，暗点题目“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双凫”既是用典，也是比喻，用来指游兴极高的两位县令，显然也带有调侃的意味。
下片承上二、四句，再写湖上、岸边景物，并略表厌倦之意。“映山黄帽螭头舫，夹岸青烟鹊尾炉。”两句展现了西湖湖上、岸边有特色的画面。这既是西湖景，又是风俗画，给人以清新感。篇末二句回笔写苏轼自己，与起笔相照应，表达了某种厌倦的情绪和澄淡的情怀。
全词展示了寒食节清晨众官迎接太守到来的一段场景特写。其中，苏轼的傲散与两县令的恭谨形成强烈的反差，表现出苏轼厌倦官场应酬，蔑视俗吏的内心情怀。
《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是一首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诗篇，诗人在饮用越人赠送的剡溪茶后所作，他激情满怀，文思似泉涌井喷，诗人从友赠送剡溪名茶开始讲到茶的珍贵，赞誉剡溪茶（产于今浙江嵊县）清郁隽永的香气，甘露琼浆般的滋味，在细腻地描绘茶的色、香、味形后，并生动描绘了一饮、再饮、三饮的感受。然后急转到“三饮”之功能。“三饮”神韵相连，层层深入扣紧，把饮茶的精神享受作了最完美最动人的歌颂。
这首诗给人留下有二层意义：一是“三饮”之说。当代人品茶每每引用“一饮涤昏寐”、“ 再饮清我神”、“ 三饮便得道”的说法。“品”字由三个“口”组成，而品茶一杯须作三次，即一杯分三口品之。二是“茶道”由来缘于此诗，意义非凡。茶叶出自中国，茶道亦出中国。“茶道”之“道”非道家的“道”，而是集儒释道三教之真谛。儒主“正”，道主“清”，佛主“和”，茶主“雅”，构成了中国茶道的重要内涵。皎然首标“茶道”，使茶道一开始就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中唐以湖州为中心的茶文化圈内任何僧侣、文人所不可匹敌的。结合皎然其他重要茶事活动，可以认为皎然是中国禅宗茶道的创立者。他认为饮茶不仅能涤昏、清神、更是修道的门径，三饮便可得道全真。借助于饮茶使思想升华，超越人生，栖身物外，达到羽化成仙或到达参禅修行的美妙境界，是中国古代茶道的主要类型之一。皎然的“三饮”便得道把饮茶活动作为修行悟道的一条捷径，借助于饮茶活动得到物我两忘的心灵感受，达到仙人般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