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散文开篇描写游定惠院东小山,观赏海棠和枳木,醉酒花下。描写海棠只用“特繁茂”一笔带过,引出“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以昔游之乐烘托今游之乐,具有浓重的抒情意味。苏轼初至黄州,所作《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电》诗,极力赞美这“佳人在空谷”的海棠幽独高雅和美丽清淑的品格,并悬想其乃移自西蜀,而自己以蜀人谪居此间,引为患难之交。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对这株海棠喜爱之深和置酒花下的情怀。写枳木则着重刻画其性状,以老人的脖颈形容枳木筋脉裸露在外,用一串串的大珍珠比喻洁白而圆润的花朵,都很新颖形象。不论写海棠还是枳木,均透露出园圃主人对作者的深挚友情。 一山园虽已易主,新主人以苏轼之故,对他所喜爱的林木仍加意保存、爱护。起笔用笔富有变化,不落俗套。“既饮”以下依次写憩于尚氏宅第的潇洒和不拘形迹,听崔成老弹雷氏琴的超然感受,买木盆以清泉浸渍瓜果的乐趣,人何氏园竹阴置酒的幽雅,席上“油煎饵”的酥美,归途乞丛橘移植的清兴……十馀件野游细事,一一写来,不嫌堆砌,不觉平板。不待安排,不拘体式,幽默风趣,灵动自然,仿佛率意挥洒,而情韵遂现,娓娓动听,是苏轼小品文中的佳作。
这篇散文游记,写作者与志趣相投者寻访郊游,饮酒聚乐的情景。作者笔下的园林景物清淡、恬静,宛翅一幅写意山水画,流露出作者安然自若的情怀和浓厚的生活情趣,赏花,饮酒,听琴,品味,各得其妙。
读者从文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十分熟悉当地风物,而且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极为融洽,字里行间充满了浓郁的人情昧与乡土气息,所以语言清新、自然,有随手拈来、信口脱出之美。结构组织似不经意,然而按时间顺序记一天游玩过程,有松而不乱之美。
词的上片由景起,写绝塞秋深,一片肃煞萧索景象,渲染了凄清冷寂的氛圈。过片点明佳节思亲之意、结句又承之以景,借雁南归而烘托、反衬出此刻的寂寥伤情的苦况。
上阙写秋光秋色,落笔壮阔,“六曲屏山和梦遥”点出边塞山势回环,路途漫长难行,遥应了“绝塞”一词,亦将眼前山色和梦联系起来,相思变得流水一样生动婉转,意境深广。下阙更翻王维诗意,道出了不为登高。只觉魂销这样仿佛雨打残荷般清凉警心的句子,轻描淡写地将王维诗意化解为词意,似有若无,如此恰到好处。结句亦如南雁远飞般空旷,余意不尽。大雁有自由飞回家乡,人却在这深秋绝塞路上渐行渐远。愁情沁体,心思深处,魂不堪重负,久久不消散。
“不为登高。只觉魂销”一句,词中有诗的意境。也非是用词这种格式流水潺潺地表达,换另一种都不会如此完美。“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是杜牧诗中意境;“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是王维诗中景象。而今,这一切尽归容若。容若此词,看似平淡,其实抬手间已化尽前人血骨。
纳兰容若一向柔情细腻,这阙《采桑子》却写得十分简练壮阔,将边塞秋景和旅人的秋思完美地结合起来。仅用聊聊数十字写透了天涯羁客的悲苦,十分利落。
对这首诗主旨的解说,各家之见颇有差异。《毛诗序》云:“《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职官部》引)云:“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以之为鲁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三家以诗为公刘作,盖以戎狄浊乱之区而公刘居之,譬如行潦可谓浊矣,公刘挹而注之,则浊者不浊,清者自清。由公刘居豳之后,别田而养,立学以教,法度简易,人民相安,故亲之如父母。……其详则不得而闻矣。”其详既不得闻,三家诗之说的正误也就难以稽考了。而《毛诗序》之说,似乎更觉缥缈,此诗的文本自然有劝勉之意,但却很难讲有什么告戒之意。至于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说“当是奴隶被迫自远地汲水者所作,此非奴才诗人之歌颂,而似奴隶歌手之讽刺”,似更迂远。相比较而言,高亨《诗经今注》所说“这是一首为周王或诸侯颂德的诗,集中歌颂他能爱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还是比较圆通的。
诗分三章,均从远处流潦之水起兴。流潦之水本来浑浊,且又处于远方,本来很容易被人弃之不用,但如能“挹彼注兹”,舀过来倒进自己的水缸,就可以用来蒸煮食物,洗濯酒器,成为有用之物。这正如远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义,便自然可以使他们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这里的关键是君王要有高尚敦厚的品德,真正成为“民之父母”。对此,方玉润有如下发挥:“此等诗总是欲在上之人当以父母斯民为心,盖必在上者有慈祥岂弟之念,而后在下者有亲附来归之诚。曰‘攸归’者,为民所归往也;日‘攸塈’者,为民所安息也。使君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视其赤子,则小民又岂如赤子相依,乐从夫‘父母’?故词若褒美而意实劝戒。”(《诗经原始》)他说的“劝”意是可以感受到的,但他说的“戒”意是否真的存在于诗的文本中,令人怀疑,但从接受美学角度说,他的这种创造性“误读”还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起兴,且重章叠句,反覆歌咏。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风》对《大雅》艺术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