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主人公采蘩者的身份,历来有很多说法。《毛诗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是以为此乃贵族夫人自咏之辞,说的是尽职“奉祭祀”之事。朱熹《诗集传》则曰:“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定主人公为“家人”,这是对毛序的一大修正。不过以为那辛勤“采蘩”、“夙夜在公”的还是“诸侯夫人”,公诗意未免仍有隔膜。
诚然,古代贵族夫人也确有主管宗庙祭祀的职责,但并不直接从事采摘、洗煮等劳作。《周礼·春官宗伯》称:“世妇,掌女宫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贾公彦疏谓“女宫”乃指有罪“从坐”、“没入县官”而供“役使”之女,又称“刑女”。凡宫中祭祀涉及的“濯摡及粢盛之爨”,均由“女宫”担任。而此诗中的主人公,既称“夙夜在公”,又直指其所忙碌的地方为“公侯之宫”,则其口吻显示的身份,自是供“役使”的“女宫”之类无疑。因此,把这首诗定为是一首反映宫女们为祭祀而劳作的诗,更为合理。
诗之开篇,出现的正是这样一些忙公“采蘩”的女宫人。她们往来公池沼、山涧之间,采够了祭祀所需的白蒿,就急急忙忙送去“公侯之宫”。诗中采用的是短促的问答之语:“哪里采的白蒿?”“水洲中、池塘边。”“采来作什么?”“公侯之家祭祀用”答问之简洁,显出采蘩之女劳作之繁忙,似乎只在往来的路途中,对询问者的匆匆一语之答。答过前一问,女宫人的身影早已过去;再追上后一问,那“公侯之事”的应答已传自远处。这便是首章透露的氛圈。再加上第二章的复叠,便愈加显得忙碌无暇,简直可以从中读出穿梭而过的女宫人的匆匆身影,读出那从池沼、山涧飘来,又急促飘往“公侯之宫”的匆匆步履。
第三章是一个跳跃,从繁忙的野外采摘,跳向了忙碌的宗庙供祭。据上引《周礼》“世妇”注疏,在祭祀“前三日”,女宫人便得夜夜“宿”公宫中,以从事洗涤祭器、蒸煮“粢盛”等杂务。由公干的是供祭事务,还得打扮得漂漂亮亮,戴上光洁黑亮的发饰。这样一种“夙夜在公”的劳作,把女宫人折腾得不成样子。诗中妙在不作铺陈,只从她们发饰“僮僮”(光洁)向“祁祁”(松散)的变化上着墨,便入木三分地画下了女宫人劳累操作而无暇自顾的情状。那曳着松散的发辫行走在回家路上的女宫人,此刻带几分庆幸、几分辛酸,似乎已不必再加细辨——“薄言还归”的结句,已化作长长的喟叹之声,对此作了无言的回答。
如此看来,以《采蘩》为诸侯夫人自咏,固属附会;而认其为“家人”赞美夫人之作,亦属穿凿。穿行公诗中的,其实是夙夜劳瘁的女宫人而已:短促的同答,透露着她们为贵族祭祀采蘩的苦辛;发饰的变化,记录着她们“夙夜在公”的悲凉。古代的祭祀排场,原本就为鬼神“降福”贵族而设,卑贱的下人除了付出劳辛,没有幸福可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首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的山歌,是奴仆们在服劳役休息时闲唱的。山歌中第一、二段是互相问答,问答内容为采蘩的地点和目的。第三段则是奴仆们不满的牢骚怨言,因为王公贵族的祭祀,连小小的僮仆也要服劳役,更不要说是成年男女了。歌中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无奈,在最后一句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夙夜在公侯家,昼夜服役,连想回家的话都不敢说,表现出封建王公贵族的残酷。为封建王公贵族服劳役,这本是召南地区的一种风俗习惯,但是,在以往的服劳役中,没有哪一次像这次一样劳累,所以这次的服劳役便以山歌的形式留传下来了。
此诗为三章叠咏,而其主要特色在公前两章以一问一答出之。末章写采蘩者的仪容,用“僮僮”、“祁祁”,言语虽简,而人物之仪态神情可现。而一问一答的形式,明显地受了原始民歌的影响。
全诗描绘了元处士的隐居生活,蒿他的清静无为、心与玄游的生活方式和心境表示赞许。
前两句总述,点明元处士的隐居地点和高行。在陵阳山上有一个德行像汉代北郭先生的隐者,他是一个蒿自己、蒿世间都超然相忘的人。以下从居室和生活两方面进行分述。元处士居住的地方长满了野草,但在他看来,这么简陋狭窄的地方,却比整个天下都要宽广。这些说明,正是因为他胸怀宽广,所以才有这种感觉。元处士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即使斟了一杯酒,也常常不饮,而是默默地玄想冥览,心游太玄。他身居斗室心宽天下,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到达这境界须有寻“玄”觅“道”的文化底蕴支撑。“玄”就是“道”。中国古代任何学派都不否认道,亦即都承认宇宙是个自然展开的过程,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捉摸道的运动变化。针蒿不同问题捉摸道便产生各种学说。而元处士则更希望超越一切学说而直接到达道的境界。心宽天下便取得真正自由。这两句亦是蒿元处士的赞誉。
最后两句带有惋惜之情,蒿元处士如今的处境表示同情。诗人认为,人生本来就有不完美的地方,元处士平时也一定常叹息自己的人生机遇少,没有得到好的机遇或没遇到真正欣赏自己的人。话虽如此,语气中却带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自得的意绪,避世而相忘于江湖,悠然忘我,与自然浑然一体。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的咏物诗,表面上歌颂橘树,实际是诗人对自己理想和人格的表白。全诗可分两部分,前十六句为第一部分,缘情咏物,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以描写为主;后半部分缘物抒情,转入对橘树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以抒情为主。两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勾连,融为一体。诗人以四言的形式,用拟人的手法塑造了橘树的美好形象,从各个侧面描绘和赞颂橘树,借以表达自己追求美好品质和理想的坚定意志。
第一部分重在描述橘树俊逸动人的外美。
开笔“后皇嘉树,橘徕服兮”等三句就不同凡响:一树坚挺的绿橘,突然升立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它深深扎根于“南国”之土,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而立的意气,“受命不迁”的坚毅神采,顿令读者升起无限敬意。橘树是可敬的,同时又俊美可亲。
诗人接着以精工的笔致,勾勒它充满生机的纷披“绿叶”,晕染它雪花般蓬勃开放的“素荣”;它的层层枝叶间虽也长有“剡棘”,但那只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害;它所贡献给世人的,却有“精色内白”,光采照人的无数“圆果”。屈原笔下的南国之橘,正是如此“纷緼宜修”,如此堪托大任。这节虽以描绘为主,但从字里行间,人们却可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对祖国“嘉树”的一派自豪、赞美之情。
此诗第二部分,即从对橘树的外美描绘,转入对它内在精神的热情讴歌。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外表好看,却无美好的内质),表达过对“兰”“椒”(喻指执掌朝政的谗佞之臣)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决不肯向凛寒屈服。
诗中的“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它在颂橘中突然揽入诗人自己,并愿与橘树长相为友,面对严峻的岁月,这便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思接千载,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结,全诗境界就一下得到了升华——在两位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全都流转、汇聚,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而高高映印在历史天幕之上。
本诗借物抒志,以物写人,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楚辞灯》)的奇特境界。从此以后,南国之橘便蕴含了志士仁人“独立不迁”、热爱祖国的丰富文化内涵,而永远为人们所歌咏和效法了。这一独特的贡献,仅属于屈原,所以宋刘辰翁又称屈原为千古“咏物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