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古代抒情诗词中很少有主词,这首也是如此。读者只有根据抒情主人公的口吻、语气、举动及她身边的器物等等来推断性别,身份。这首词抒情主人公似应是一位怀人的女子。
上片开首两句是说风清月圆,正是良辰美景,令人赏心悦目。接下去两句却意绪陡转,“不会长年来,处处愁风月。”风月好不好,其实不在于风月,而在于人的心情。心情不好,风月将处处衔愁。杜甫《春望》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欧阳修《玉楼春》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说得透辟。上片,作者曲笔回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怀人女子那缠绵的、难于排遣的痛苦。
过片紧扣一个“愁”字。“熏麝”指熏炉中的香料。“寒虫”即蟋蟀。“心将”二句是说,自己的心和熏炉中的香料一样燃焦了;自己低低的吟咏跟蟋蟀的鸣叫一般凄楚。这两句中,“焦” 、“切”二字下得准确、形象、老到,使得人与熏麝,人与寒虫融为一体了,人内心的焦灼不安,人内心的凄苦难耐也借二字传导而出了。
“欲遽就床眠,解带翻成结。”以动作结情,构思巧妙,新颖。“遽”,匆忙,急之意。想念意中人而不得见,内心焦灼不安,于是想到还是上床睡觉吧,指望以此抛开痛苦烦恼。可是这也不行。想解带脱衣,反而结成了死结。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动作,在此却显示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活脱脱写出一个烦恼人的烦恼心态。“解带翻成结”一句,语浅情深,实乃天籁之声,神来之笔,不知贺铸何由得来!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曾说:“贺老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渲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这首《愁风月》也是结句妙绝的一例。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运用叙铺手法,描绘出一幅陶令天天喝醉酒、不知五柳树何时回春的景致。“日日醉”、“不知”,流露出陶潜每日醉洒,忘情世事,连亲手植的五株柳树已吐新绿的情形都不知道的情趣。
“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引用“葛巾漉酒”典故,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为了表达自己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陶潜还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陶潜嗜酒率真超脱,李白更是仰慕陶渊明的人品和诗作。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陶渊明的饮酒是别有寄托,“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十二),饮酒不为求善饮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忧,借酒以销愁。酒能给人以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快感,使人陶然忘却世俗之累,挣脱人生的羁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这与隐士的心境恰好吻合。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写陶潜北窗高卧,醒而醉、醉而醒,竟有羲皇上人之感,侧面表现出陶潜活谈无为、逸然自得的生活习性,以喻郑晏,暗寓出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
“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紧扣主题,似是客套之话,却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拉近了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郑晏的关爱之情,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
全诗八句四十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以东晋陶潜喻郑晏,通过描述陶潜醉酒自遁,崇尚太古的生活情趣,表达了李白对郑晏琴酒自乐、悠然自得的生活赞美,同时也流露出诗人愤世嫉俗、超然物外的高洁情怀。
这是一首送别诗,被送者为诗人晚辈。此诗意在抒发别离的情绪。首联用倒戟法落笔,点出出发前,微霜初落,深秋萧瑟;颔联写离秋,写游子面对云初,黯然伤神;颈联介绍长安秋色,暗寓此地不可长留;末联以长者风度,嘱咐魏万,长安虽乐,不要虚掷光阴,要抓紧成就一番事业。诗人把叙事、写景、抒情融合在一起,以自己的心情来设想、体会友人跋涉的艰辛,表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切的友情,抒发了诗人的感慨,并及时对友人进行劝勉。全诗自然真切,情深意长,遣词炼句尤为后人所称道。
首联“朝闻游子唱离歌”,先说魏万的走,后用“昨夜微霜初渡河”,点出前一夜的景象,用倒戟而入的笔法,极为得势。“初渡河”,把霜拟人化了,写出深秋时节萧瑟的气氛。
“鸿雁不堪愁里听”,是紧接第二句,渲染氛围。“云初况是客中过”,接写正题,照应第一句。大雁,秋天南去,春天北归,飘零不定,有似旅人。它那嘹唳的雁声,从天末飘来,使人觉得怅惘凄切。而抱有满腹惆怅的人,当然就更难忍受了。云初,一般是令人向往的风景,而对于落寞失意的人,坐对云初,便会感到前路茫茫,黯然神伤。他乡游子,于此为甚。这是李颀以自己的心情来体会对方。“不堪”“况是”两个虚词前后呼应,往复顿挫,情切而意深。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是诗人对远行客作了充满情意的推想。从洛阳西去要经过古函谷关和潼关,凉秋九月,草木摇落,一片萧瑟,标志着寒天的到来。本来是寒气使树变色,但寒不可见而树色可见,好像树色带来寒气,见树色而知寒近,是树色把寒催来的。一个“催”字,把平常景物写得有情有感,十分生动,傍晚砧声之多,为长安特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然而诗人不用城关雄伟、御苑清华这样的景色来介绍长安,却只突出了“御苑砧声”,发人深想。魏万前此,大概没有到过长安,而李颀已多次到过京师,在那里曾“倾财破产”,历经辛酸。两句推想中,诗人平生感慨,尽在不言之中。“催寒近”“向晚多”六个字相对,暗含着岁月不待,年华易老之意,顺势引出了结尾二句。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纯然是长者的语气,予魏万以亲切的嘱咐。这里用“行乐处”三字虚写长安,与上二句中的“御苑砧声”相应,一虚一实,恰恰表明了诗人的旨意。他谆谆告诫魏万:长安虽是“行乐处”,但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的。不要把宝贵的时光,轻易地消磨掉,要抓紧时机成就一番事业。可谓语重心长。
这首诗以长于炼句而为后人所称道。诗人把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如次联两句用了倒装手法,加强、加深了描写。先出“鸿雁”“云初”——感官接触到的物象,然后写“愁里听”“客中过”,这就由景生情,合于认识规律,容易唤起人们的共鸣。同样,第三联的“关城树色”和“御苑砧声”,虽是记忆中的形象,联系气候、时刻等环境条件,有声有色,非常自然。而“催”字、“向”字,更见推敲之功。
这首词情景交融,悲秋伤怀。讲的是纳兰对伊人不在、夜深独立的一片哀怨心绪。
细观上片,自然是“瘦骨成愁”的刨心之痛了。作者一片之中连用两个“愁”字,可见其寂苦心绪。王国维语“有我之境,以我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于是,此处,暮雨之形,实为愁之形、柳之倦、荷之愁、风之急,更非实景,全是词人心中想象出来的。
在下片,纳兰承接上景而引发清愁,“别有心情瘦说”一问出,万古寂囿,道是家家争唱饮水词,却是纳兰心事几人知。不论是青梅竹马的表妹,抑或是贤良淑德的翠花公主,总是佳人一方,此岸却只身孤影暗销魂。
“未是诉愁时节”则是这首词第三次提到“愁”,宋吴文英《唐多令》:“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若不是那离情别绪缠绵难去,又如何翻来覆去地拿捏这个字,若不是那伊人回目、嫣然一笑的音容恍在耳畔,又如何会在失去之后生出这无边无尽的愁意来。
而自语“未是诉愁时节”则像是词人恍然发现此情难诉,对应发问那句,于是更显出无奈孤寂之情。是啊,未是诉愁时节,我何来这么多的愁绪。而那愁,却愁进了心底,愁成三更一片“谯鼓”之声。
“谯鼓”之声,则引此愁绪更见升华。谯鼓则是望楼上的更鼓了,三更未眠,于此浅道:梦须成。却不点破何来纠结,家国之意若隐若现。于此,此词,言有尽而意无穷,让人无限回味。
《杨柳枝词九首》都是咏杨柳之作。其将杨柳之体态、风韵、情思以及与杨柳有关的故事与习俗均巧妙地运用于咏杨柳中,且诗歌含情宛转,风情宛然,声韵和谐,流丽而多韵味,使人咏之而兴味不尽。
组诗首篇是全组诗的序曲,劝人听诗人改编的新曲,表明了诗人一贯持有的发展创新观念。首句提到汉乐府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曲,次句讲的是《楚辞》中的《招隐士》篇。《梅花落》曲原出塞北,歌咏梅花,《招隐士》出自淮南王门下,屡屡咏及桂树,它们与《杨柳枝词》(咏柳)都以树木为歌咏对象,在内容上有相通的地方,所以刘禹锡拿它们来与《杨柳枝词》相比。接着指出《梅花落》《招隐士》这两个作品毕竟是前朝之曲,不要再奏了,现在还是听改旧翻新的《杨柳枝词》吧。《折杨柳》原来也是乐府旧曲。乐府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曲,鼓角横吹曲中有《折杨柳歌辞》《折杨柳枝词》,相和歌辞中有《折杨柳行》,清商曲辞中有《月节折杨柳歌》,其歌辞大抵是汉魏六朝的作品,都用五言古体来抒写。唐代不少文人所作《杨柳枝词》,从白居易、刘禹锡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温庭筠、薛能等的许多作品,却都用七言近体的七绝形式来写作,虽然内容仍咏杨柳或与杨柳有关的事物,在形式上确是翻新了。唐人常用绝句配乐演唱,七绝尤多。《乐府诗集》都编入近代曲辞,表明它们是隋唐时代的新曲调。
从第二首开始,每首诗都紧扣“杨柳”二字来发挥。其中既有对民间风物的描写,也有咏怀古迹之作。
第二首言大千世界万象纷纭,各具其理又相互依存。第三首写长安少年春游,杨柳为之增色助兴。第四首赞美杨柳生机蓬勃,洛阳名士雅集,杨柳长助风情。第五首写杨柳的前后境遇不同,以杨柳依人而易衰,喻人之依附富贵不求自立,终难长久。第六首是怀古诗,以杨柳见证隋之兴亡,言世事无常之意;同时借隋炀帝荒淫亡国的教训,向唐朝统治者敲响警钟。第七首以杨柳寄托怀人相思之情。第八首言杨柳最知人间别离之事,借写离别以咏杨柳多情;全诗运用写意式的笔法简练地勾勒出一幅“风吹旗动”、“夕阳西下”、“折柳送别”的优美画面,围绕自古就开始表达的“惜别”主题,创造出恬静、淡远而有情深的美妙意境。第九首写杨柳的盛衰变化,借杨花柳絮喻漂泊之感;后二句写春尽絮飞,随风飘逝,深寓讽喻之意。
这九首诗直接用民歌曲调创作,保持了纯正的民歌风味,提高了民歌的艺术水平,既有较丰富的思想内涵,又谐音合律便于传唱,使雅俗互补,相得益彰,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正是刘禹锡追求的效法屈原的创作目标。
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刘禹锡有机会接触到湘沅巴蜀的民歌民谣。《旧唐书》本传云“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辞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在唐代,如此认真地学习民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刘禹锡首屈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