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文天祥的死讯开篇，首联写文天祥的魂魄飞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燕京回到南方；颔联中诗人将自己的“死”、“生”与文天祥作比较；颈联承接颔联的蕴藉之意，借用典故正写文天祥的忠贞爱国；尾联写现实处境并表达自己的心志。全诗情感真挚，凄婉哀凉，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起句劈空而来，写文天祥在历尽磨难之后的壮烈牺牲。文天祥殉国的不幸消息传来，谢翱肝胆俱裂，痛不欲生。但作者并不简单叙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而是写自己在噩耗传来后的极度痛苦和迷乱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飞越千山万水，到万里之外的北国去和死者见面。分别久长，思念深切，因此在乍一听见英雄的死讯后，产生了这样的愿望，看来奇特，其实也是很自然的。“飞”，写出了作者心情的焦灼不安。明知对方已经死去但仍希望见面，这里头有多少痴情，多少渴望！“魂飞万里程”，这是从比悲痛更深的层次落墨的，即所谓“透过一层”的写法。
次句承上而来，却又急转直下。当精魂不辞万里之遥，跋山涉水，到达北国之后，却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深深的悲哀和失望中，梦魂猛醒过来，原来所知已物化，幽明隔绝，再无相见之时。这是何等痛心的事，对飞越万里的精魂来说，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然而这是严酷的事实。“飞”的急切和“隔”的绝望，在这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照。
诗人悲不能已，痛哭着迸出了下面两句：“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忠臣死得其所，自己苟且偷生，了无意趣。这两句用“死”、“生”二字所组成的奇特对偶句，蕴蓄着极深挚的感情，格外哀切动人。
第三联转向正面写文天祥，进一步抒发哀痛心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表明心迹、充满正气的诗句。如今，耿耿丹心仍在，而英雄却带着未酬的壮志，含恨离开了人世。唯其丹心未化，愈觉其碧血先成的可悲可叹；唯其碧血先成，愈觉其丹心未化的可歌可泣。这联写文天祥，仍归结于自己的悼念之情，感情郁结而悲壮。
尾联推进一层。痛苦是需要发泄的，尤其是郁结已久之情。然而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竟然没有可以发泄自己感情之处。伤心之泪，未能明流，只得暗吞。懂得了诗人“无处堪挥泪”的难以言说的隐痛，在此后多年中，他浪迹四方，“每至辄感哭”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末句委婉地表示决心，将埋名隐姓，遁迹山林，决不与统治者合作。语气平和，但忠愤抑郁之气仍勃勃于言意之表。
《书文山卷后》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抒写深沉的家国兴亡之痛。由闻知死讯、渴求重见到死生相隔、无缘重逢；再由壮志未酬、血沃大地，到无处挥泪，决心归隐，百转千回，从深处着笔，写到至情处，不辨是诗是泪。作者本以工于锤炼著称，这首诗却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首联切合题目，写友人的形象和送别的地点。友人年事已高，满头如雪的白发，是一位皤然老叟。友人归去，取道水路，送行的地点是在浙江边，这两句各自构成一幅简单的画面，迎风飘拂的白发和烟水迷离的江面互相映衬，显出一种悲凉的气氛。
颔联作为首联的补充，点明送别的时节和情景，暮春时节，群芳凋零。花落花飞，红消香断，诗人本已感慨丛生，更何况在此落花时节，友人要千里归去。与友人就此握别，何日重逢，能否再见，均未可卜，此情此景，令人黯然神伤。只有这临别的一杯酒，也许能略壮行色，并可将恼人的离愁别绪冲淡些。对句即从眼前实景推开一层，虚写抒情，是劝慰朋友，也聊以自慰，不要为别离过分感伤，虽相隔千里。也可以共享皎洁的月光。语出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与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同意。一二两联多系实写，故颈联纯从虚处着笔，避免了文情的板滞。这一联以两个精整的对句，写友人、也是自己的抱负和志趣。诗人送别的友人是谁，这位友人的性格节操以及千里归去的缘由，一二联均阚而未提，但从作者送别的深情厚谊，隐然可见这位朋友的高尚人格。这两句便点明友人此行是归隐山林，因而可以推测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当在宋亡以后。上句以《庄子》中背负青天高飞九万里的大鹏来比友人放情江海作逍遥游。下句以山林麋鹿喻友人的疏野之性。两句既是赞友人，也是自喻。但是郑思肖系心家国，就在元兵已南下，南宋王朝濒临绝境之际，还以极大的义愤，叩阍上书太后、幼主（恭宗），激昂慷慨。所以他与友人此时的离世高蹈，决不是性喜山林，而是表现了决不向新朝俯首的气节。
尾联勒回，关合“送别”，在友人的归帆渐远渐隐之际，回眸凝望，只有烟雾萦绕的林木，昏黑幽暗，深不可测。“冥冥烟树深”，是写景，也暗示作者在易代之际心情的沉重和迷乱。这是诗中写景之句，富于象征性。它深化了诗的意境，余音不尽，具唱叹之致。
这首诗是现实性很强的叙事诗，主题鲜明，用语尖锐，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笼罩着整首诗的画面，也笼罩后面的叙事和描写。
前四句先以两个典故，指出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源，也经受不住“使君”之流的贪官无休止的搜刮，以此总括全诗。
接着叙事。“越妇未织作”二句叙述了时节，用蚕“始蠕蠕”突出了节令很早很早。这个叙述极重要，这是构成全诗矛盾的一个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节令上官府就来催收税赋，更看出官府逼交税赋的冷酷性。诗人用“骑马来”这一行动写出县官摆威风的情景，然后用“狞色”一句刻画县官的肖像，引起读者的憎恶感。这个县官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颜色，再加上卷曲的紫色络腮胡子，这就把县官可怖可憎的嘴脸勾勒出来。“怀中一方未”两句是动作描写，这一动作描写也有它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写出这个县官气势汹汹，借着官府的公文毫不讲理地催收赋税；另一方面写出县官的催逼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官府的规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因”两句是语言描写。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亦把县官狐假虎威的行径和盘托出；另外，用一“怒”字也把未出场的“使君”与县官同是一丘之貉的本质揭示得非常深刻。诗的这一层，通过肖像、行动、语言，从表及里地塑造了县官这一人物形象，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
“越妇拜县官”六句，写蚕妇的哀告以及被迫招待县官酒饭的情景。这里用一个“拜”字，突出蚕妇说话时哀告的神情；再从蚕妇哀告的语言来写出蚕妇的困境。“桑芽”尚小，蚕刚刚开始蠕动，哪有能力交赋税；哀告中只能苦苦恳求县官延期。这几句话生动地把蚕妇的形象刻画了出来。“小姑具黄粱”一句是对蚕妇形象的补充，这一描写，把蚕妇可怜的处境表现得更值得同情了。赋税无力交付，为了求情还得招待县官一餐饭食。这几句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最后两句，把描写往更深一层开拓，诗歌戛然而止，是不止之止，韵味悠长，耐人寻味。县官大吃大嚼一顿，刚刚离开，而管理税收的小吏又闯了进来。诗人用“踏飧”一词形容县官的吃相，带着诗人强烈的憎恨之情。用“复”字写簿吏随之而至，百姓不可能有能力经得他们无穷的骚扰。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首先，它将客观叙述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议论与叙事相互穿插，相互深化，收到了精警动人的艺术效果。其次，诗人摄取了表现力很丰富的细节，使形象鲜明。如“狞色虬紫须”这一肖像描写，“踏飧”这一细节描写，把县官的形象简洁地勾画出来。第三，对话也很有性格，县官的话耍弄权术，蚕妇的话苦哀求情，都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