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闺思。首二句隐括李白名篇《乌夜啼》的诗意,谓女子在机上织锦,机边传来黄莺叫声,著一“频”字,足见鸣声此起彼伏,春光秾丽,句中虽未提杨柳,但“莺语频”三字,已可以想见此地杨柳千条万缕、藏莺飞絮的景象。织锦虽是叙事,同时暗用了前秦苏蕙的典故,点出女子相思。思妇织锦,本欲寄远,由于莺语频传,春光撩拨,只得停梭而流泪忆远。
后二句和首二句跳跃很大,由思妇而转到征人,由柳密莺啼的内地而转到边塞,说塞上到了三月仍然是一片萧索,即使有杨柳而新叶未生,征人也无从察觉到春天的降临。这里用王之涣《凉州词》句意而又更翻进了一层。思妇之可怜,不仅在于极度相思而不得与征人团聚,还在于征人连春天到来都无从察觉,更不可能遥知妻子的春思。这样比单从思妇一方着笔又多了一个侧面,使意境深化了。
此词主要运用比衬手法,在同一时间内展开空间的对比。它的画面组合,犹如电影蒙太奇,先是柳密莺啼、思妇停梭垂泪的特写,一晃间想起画外音,随着词的末二句,推出一幅绝塞征戍图,征人面对着萧索的原野,对春天的来临茫然无知。两个镜头前后衔接所造成的对比,给人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陈陶《陇西行》中有“可怜永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也是采用两个方面进行对照,但刺激性很强,把问题明确地告诉读者,作者的情绪显得激切。温庭筠此词则是冷静客观地展开两幅画面,让读者自己慢慢地领会、思考,比较含蓄,这是温词风格的一种体现。
这首词口气和神情非常婉转,不像一般七言诗,但如与宋代的一些词相比,却又显得浑朴。这显示了诗到词的过渡状态的一种特征。
此曲的开端,全是活在人们口头的语言。盖作者当时的感情澎湃,不可遏抑,于是脱口而出,不暇推敲,越去粉饰,越有真意;越少做作,越近自然,越能叩开人们的心扉。“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正是作者的“真”,正是作者“心头舌尖”必欲说出的一句话,因而在感情色彩上特别显得真实、强烈而深刻。“才”字极言欢悦之短促,“早”字极言离别之骤然,两句合在一起,正是古人所说的“别时容易见时难”。从欢乐的相会遽然跌入无情的分离,作者“割舍”时的痛苦心情就可想而知了。“痛煞煞”用口语,越是平易不加修饰,越见出感情的真挚。“好难割舍”四字,虽无人物形态、语言上的具体描写,却将两情依依、久驻难分的一幕,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诗词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语言加工整形一番,不能热辣辣直诉肺腑,而这就是散曲的优势所在了。
化俗为雅,变熟为新,是作曲的一条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支曲子的结尾,在极俗极熟的声口之后,继之以极雅极新的曲辞,使之“俗而不俗,文而不文”。“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固然是从宋人俞国宝的“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付湖水湖烟”(《风入松》)的句意脱化而来,但比起俞作更富韵味,更具形象。作者在《蟾宫曲·醉赠乐府珠帘秀》中有句云:“系行舟谁遣卿卿。”可知当初朱帘秀是乘着船来到此地的。如今,尽管难分难舍,她终于还是再一次跨上了行舟,船儿也终究离开了江岸。作者不忘叙出那是一只“画船”,因为只有这样的船只才能配合美人的风韵。“画船儿”是美的,可惜却越离越远了,而且作者觉得它载走了生活中的美,载走了希望,载走了春天。好像朱帘秀一去,春的温暖,春的明媚,春的生机和活力,都被那只画船儿载走了,于是作者的空虚寂寞、凄凉惆怅之感,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透露出来。末句“空留下半江明月”,进一步从眼下的留存来衬出失落的惨重。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许浑《谢亭送别》:“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关汉卿《四块玉·别情》:“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都是在离人远去的失落之后,借以眼前的景语,且都带有象征的意味。此曲也是一样,作者举目四望,只留下了江上冷清清的月影,在近处的波面上瑟瑟晃漾。“半江明月”除了孤寂感外,还有一种残缺感,它正是作者送别朱帘秀后的残破心灵的反照。
全文以作者青年时代朝夕所居的书斋项脊轩为经,以归家几代人的人事变迁为纬,真切再现了祖母、母亲、妻子的音容笑貌,也表达了作者对于三位已故亲人的深沉怀念。作者借一轩以记三代之遗迹,睹物怀人,悼亡念存,叙事娓娓而谈,用笔清淡简洁,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全文语言自然本色,不事雕饰,不用奇字险句,力求朴而有致,淡而有味,营造出一种清疏淡雅的感觉。
文章所记的一切,都紧扣项脊轩来写,而以“悲”“喜”作为贯串全文的意脉。第一段写项脊轩经过修葺和美化环境之后的幽雅可爱和自己在轩中“偃仰啸歌”、自得其乐的情景,是从“喜”字立意,也反衬下文所叙项脊轩环境遭到破坏之可悲,引出对往事的无限追怀。第二段分两层:第一层叙父辈分家,完整的庭院被分隔得杂乱不堪,项脊轩不再是一个读书的幽雅所在。第二层以抚育两代人的老妪作为联结,围绕项脊轩回忆母亲与祖母遗事,抒发自己怀念亲人的凄侧之情。这段从“悲”字立意。第三段写“轩凡四遭火”的变故,虽“得不焚”,亦足见项脊轩命运之乖蹇。这是“悲”的内容的进一步补充。补记的一段,写项脊轩后来又发生的变化,重点追叙与亡妻共同生活的情趣,抒发沉痛的悼亡之情,进一步增添了悲凉的气氛。由于文章自始至终贯串着悲、喜的感情变化,又有项脊轩作为全文的轴心,所以一些看似散漫无章的生活琐事就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善于抓住具有特征的语言、行动和生活细节来表现人物,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情态各别。对母亲,写她听到女儿呱呱而泣时以指叩扉的动作和“儿寒乎?欲食乎?”的问话,突现了慈母对儿女衣食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祖母,写她的“吾儿,久不见若影„„”的爱怜的言辞和离去时的喃喃自语和“以手阖扉”的动作等,惟妙惟肖地表现出了老祖母对孙儿的疼爱和期待。对妻子,写她的“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简洁地表现了少年夫妇相依相爱的情状;写她归宁回来时转述小妹们的充满稚气的问话,不但传神地表现了小妹们的娇憨之态,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夫妻依依情话的场面。总之,作者对于各个人物,都能分别抓住他们的特征,用寥寥几笔描绘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真挚的感情,富于生活情趣,并从中表达出自己对亲人一往情深的怀念。
结构分析
《项脊轩志》原文可分为两大部分,自“余既为此志”以前为《项脊轩志》。若干年后,又加了一段后记,就是“余既为此志”起的一些话。所以全篇可分为四段。
从“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到“风移影动,珊珊可爱”为第一段,是文中着意描写轩室环境的部分,记项脊轩修葺前后的情况。这段先记项脊轩的“前身”,旧时南阁子破旧的情景。一是很小:“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二是很旧:“百年老屋,尘泥渗可”,三是漏雨:“雨泽下注”,四是昏暗:“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总之,项脊轩是一间不折不扣的陋室。经作者添窗检漏,一番修葺之后,使得不漏不暗;又由于花木之置,小小轩室,居然成为胜境,成为幽雅的书斋。“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一小段在全文最具文采,于景可爱,于情则可喜。
“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一句承上段,同时又是一个转折,进入第二段。从写环境转入写人事的变迁,由可喜转入可悲,又分数层。先一层写庭院的几经变故,即诸叔伯分居前后,庭院由通到隔的经过,“东犬西吠”、“鸡栖于厅”等句写分居后的凌乱。客观地叙说家庭琐事中,寓有人世沧桑之慨。此可悲一也。进而通过家有老妪说亡母旧事,写家庭人事变故。作者生母去世时,他年龄尚小,所以母亲的形象在他是记不分明的(参《先妣事略》)。而那位老妪既是祖母的婢女,又做过两代人的奶妈,通过老妪来追忆旧事,是自然入妙之笔。她所说的,不过是先前母亲曾在何处站过,曾有过一些什么对话。然而就是这些平淡处,最为关情。“儿寒乎?欲食乎?”短短的两句,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个闻儿啼而动了怜爱的年轻母亲的形象。这种追忆,无疑会引起过早地失去母爱的作者的伤心。此可悲二也。再有便是作者自己对祖母的追忆。那段往事似乎也很平常,却同样洋溢着淳厚的人情味。“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竞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的垂问,和“吾家渎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的自语,以及持象牙朝笏的一段勉励,生动地表现了老祖母对孙子的疼爱与厚望。以上回忆,看来不过是家庭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然而“一枝一叶总关情”,所以作者“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以下又带过一笔叙轩中幽静与轩屡遭火而幸存.均关题意。其中轩中关门读书,闻足音而辨人一节,不但善写日常细微感觉,而且还写出了一个耐得寂寞的读书人形象,为下段议论伏笔。
第三段即项脊生(作者自称)的一番议论。作者以守丹穴的巴寡妇清和高卧隆中的诸葛亮,与处败屋寒窗之下的自身相比附,既自慨局促,又有自矜抱负之意。故语末虽以“坎井之蛙”自嘲,含有对凡夫俗子的反讽与孤芳自赏的意味。
最后是若干年后的补记。续写项脊轩在妻死前后的变化,寓有新近的悼亡之情。文中记妻生前琐事,亦平淡中见隽永,与前文格调毫无二致。“不常居”三字似可收束全文,然文末又摇曳生姿。写到亡妻手植的一树枇杷“亭亭如盖”,寓睹物怀人、悼亡念存之思。较之“墓木已拱”之类成语。尤觉馀味无穷,饶有新意。
艺术技巧
《项脊轩志》表现出很强的艺术功力和写作技巧,分别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细节“撩”情
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选取那些感受最深的细节和场面,表现人物的风貌,寄托内心的感情。如写修葺后的南阁子,图书满架,小鸟时来,明月半墙,桂影斑驳,把作者的偃仰啸歌、怡然自得的情绪充分表现了出来。环境固然清幽、谧静,充满诗意,然而作者更为怀念的是自己的亲人。作者写祖母、写母亲、写妻子,只是通过一两件和她们有关联的事来叙述。笔墨不多,事情不大,只留下人物的一些身影,但人物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如写母亲听到大姐“呱呱而泣”时,用手指轻轻叩打南阁子的门扉说:“儿寒乎?欲食乎?”极普通的动作描写,极平常的生活话语,生动地描写了母亲对孩子的慈爱之情,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感真切。“语未毕,余泣,妪亦泣”,悲戚的感情是很自然的生发的。再如写祖母的一段文字,简洁细腻,绘声传神,“大类女郎”,“儿之成,则可待乎”一两句话;“比去,以手阖门”,“顷之,持一象笏至”一两个动作,把老年人对孙子的牵挂、赞许、鞭策的复杂感情,描绘的惟妙惟肖。写亡妻,只说:“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寥寥数笔,绘出了夫妻之间的一片深情。末尾,作者把极深的悲痛寄寓一棵枇杷树。“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枇杷树本来是无思想感情的静物,但把它的种植时间与妻子逝世之年联系起来,移情于物;在“亭亭如盖”四个字的前面加上“今已”这个时间词,表明时光在推移,静物也显示着动态。树长人亡,物是人非,光阴易逝,情意难忘。由于想念人而触及与人有一定关系的物,便更添了对人的思念;再由对物的联想,又引发对往事的伤怀。于是托物寄情,物我交融,进一步把思念之情深化了。只说树在生长,不说人在思念,它所产生的艺术效果则是:不言情而情无限,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质朴“增”情
文章动情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质朴,不加藻饰。作者不大张声势,不故作惊人之笔,甚至也不采用色彩强烈的词藻来作恣意的渲染,而只是运用明净、流畅的语言,平平常常地叙事,老老实实地回忆。但通俗自然之中蕴含着丰富的表现力,浅显明白的文字却能使景物如画,人物毕肖。如写老妪叙述母亲之事,寥寥数语,老妪的神情、母亲的慈爱无不尽现纸上。祖母爱怜的言辞、离去时的喃喃自语、以手阖扉以及持象笏的动作等,也都是通过通俗平淡的语言变现出来的,但平淡的文字,道出了人间的亲情。此外,妻婚后来轩的往事,从娘家回来后转述的诸小妹语,亭亭如盖的枇杷树等细节,无一不是平时如话中露真情。
三、叠字“助”情
文章的叠词也是增加形象性和音乐美,如用“寂寂”来烘托环境之清静,用“往往”来渲染门墙之杂乱,用“呱呱”来描摹小儿的哭声,用“默默”来状写作者攻读之刻苦。又如写月下之树随风摇曳,用“姗姗”;写枇杷树高高耸立,用“亭亭”。用叠词,摹声更为真切,状物更为细致,写景更为生动。而且读起来,音节和谐,更富美感。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岘山,又名岘首山,位于湖北襄阳城南九里,以山川形胜和名人古迹著称。岘山属襄阳治,名城襄阳当汉水之曲,与樊城隔水相望,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距襄阳县西二十里,为隆中,即卧龙先生草庐对策之地。襄阳故城,即其县治。
陈子昂登临岘山,不觉发思古之幽情,写下这首怀古诗。
开头二句说“秣马临荒甸,登高览旧都。”外城为郭,郭外为郊,郊外为甸,秣马于荒甸,说明岘山在襄阳郊外。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立襄阳郡,自此“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诗人登临岘山,俯瞰襄阳,不禁想到晋朝的羊祜、三国的诸葛亮。羊祜喜游山,常登岘山,终日不倦,曾对从行者说过:“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羊祜为太守,清名远扬,很受百姓的爱戴,且有献策平吴之功,终身清廉不营私,唯对岘山的青峰白云流连不已。羊祜病笃,荐杜预自代,年五十八卒。襄阳百姓在岘山、羊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以纪念,望其碑者,无不流涕。杜预死后为碑起名曰“堕泪碑”,就是陈子昂诗中所说的“堕泪碣”。
曹操伐刘表时,表已卒,刘备屯兵樊城,闻讯赴襄阳,曹操即派精锐紧紧追击,刘备兵溃于当阳、长坂;诸葛受命于危难之间,东结孙吴,共御曹魏。赤壁之战,奠定鼎足之势,功盖三分,名成八阵,登临岘山,俯见襄樊,不能不缅怀以南阳布衣而名垂环宇的诸葛武侯。
“犹悲”、“尚想”,点明“怀古”,也抒发诗人斯人虽逝,而凭吊弥深的感情。
以下接诸葛功业回顾三国时代,古之楚地,魏、蜀、吴,各个分据;汉水入江处在夏口,夏口城为孙权所筑。《尚书禹贡》谓:“汉水南至大别入江。”大别山,《元和志》谓指汉阳县东北之鲁山,“南枕蜀江,北带汉水”,孙吴据长江天险,因此诗中说:“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吴。”“遥”既表现楚地辽阔,又表现事已久远,兼指时空。“山川”句,诗人于岘山之上,思绪万千,见汉水曲流岘山之东,而想到滔滔东去的景象。
三、四句诗人怀想羊祜、诸葛,五、六两句则转谈三国事,并非仅就山川而言,其间包涵了“人谋胜天险”的寓意。羊祜献平吴之策,晋灭东吴诸葛用联吴之策,以抗曹魏;刘备因意气用事,败于夷陵;孙皓以残暴多疑,终致亡国。面对四百多年前的历史遗迹,诗人不禁发出慨叹。
岘山之南,有后汉襄阳侯习郁故居。习郁在此引水作养鱼池,筑以高堤,间种楸、竹。秋来,楸丝垂垂,修竹亭亭,景致怡人。晋朝时的征南将军山简,都督荆、湘、交、广四州,镇守于襄阳,每过习郁园池,必痛饮至大醉方归。常说:“此我高阳池。”
刘景升治襄阳时,筑景升台,常登层台之上歌《野鹰来》曲,死后,葬襄阳城东门外二百步。杜甫十三世祖、镇南大将军,杜预,字元凯,曾在襄阳兴水利,百姓称之为“杜父”。元凯作两碑,一碑沉万山山下潭水中;另一沉岘山山下水中,碑文述己之功业。元凯沉碑时说:“百年之后,何知不深谷为陵也。”陈子在此即借杜元凯沉碑事,并引申其意,即使百年之后,深谷突起为丘陵,亦是徒然。空有丘陵出,无数英雄豪杰、古圣先贤,都已经凋零作古了。
“野树苍烟断,津楼晚气孤。”沔水经过习郁的邑城,出安昌县东北大父山,西南流,注于白水,南面有汉光武故宅,后汉人苏伯阿曾在此“望气”,称白水乡光武宅有郁郁葱葱的兴旺佳气。陈子昂借此慨叹郁郁葱葱之气已经中断消失了。“苍烟断”、“晚气孤”,诗人借景抒怀,表达他对时政的忧心焦虑。
“谁知万里客,怀古正踌蹰。”诗人来自蜀山之中,所以自称“万里客”,“谁知”,表现了诗人孤寂落寞的心境,“踌蹰”,指惆怅而徘徊。当诗人凭吊遗踪的时候,缅怀治世良材,有为的将帅以及像羊祜、诸葛亮那样永远为百姓思念的贤臣良相,更希望这样的贤圣,代代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