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所咏之物“聚骨扇”,也叫折叠扇。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宋熙宁丙辰冬,高丽遣使来至中国,用折叠扇为私觌物,其扇用鸦青纸为之,是折叠扇,宋时即有之。”据金刘祁《归潜志》载,这是金章宗的一首题扇词。这小小聚骨扇,在作者笔下,是那样高雅而妩媚,仿佛是一位华贵脱俗而又玲珑小巧的美人,脉脉含情,凌波起舞。
词的上片,生动传神地描绘了聚骨扇的形象。首句写制扇材料。独取湖南湘江湘妃竹造扇,湘妃故事已为扇平添风韵,又用“龙骨”形容湘竹的样子,足以想见这聚骨扇的精美华贵。一个“瘦”字不禁让人顿生爱悦,接着写扇子的式样,张开叠拢时有如水波起伏。“金缕”句形容金缕扇面上所绣的花草争妍斗艳,一个“斗”字把名花异草的情态写得活灵活现更见扇的精美。“翠条”句写扇骨聚头处如同心扣结在一起。读至此,仿佛看见一装饰华美的湘妃,饰同心扣临风而立……
下片由扇及人,因物抒情,作者于金殿珠帘中闲情偶坐,把扇清玩。于“金殿珠帘”中,是多么的显赫:“闲永昼”又表明此时作者的心境是多么的怡然自乐。扇子微摇,仅仅“一摇”的清风正入怀中,能不喜不自胜?正物我两忘间,递进的紧急文书(“急奏”)使得暂时“褪入香罗袖”。是小扇暂时收起,还是这种逍遥闲适的心情暂时收起,就不得而知了。“轻轻”二字把真情尽观。
这首小词。玲珑剔透。词体号小而蕴涵丰富,让人回味无穷。只可惜,这般大手笔之词所存甚少,另有《生查子·软金杯》一首,均见《归潜志》。让人为之一叹。
这首五言古诗《赠李白》为杜甫公元744年(唐天宝三载)所作。此诗共分两段,前八句为一段,后四句为一段。第一段八句自叙,表达厌都市而羡山林之情。第二段四句方及李白,赠李,表明欲遂偕隐之志。公元744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旋被高力士谮言,帝赐金放还。李白讬鹦鹉以赋曰:“落羽辞金殿,是脱身也。”是年,李白从高天师授箓,同时事华盖君,隐王屋山艮岑。因此说“脱身事幽讨”。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