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
此词为除夕感怀之作。上片感叹年华消逝，自己却经常羁旅在外，无法归家；下片感叹自己之贫困潦倒，并作贫富对比。词人悲今悼昔，抒发了穷愁潦倒，寂寞失意的孤苦之情。全词采用自诉的形式，既有景物形象描写，又有议论感情倾诉，显得情深意真，富有感染力。词作纯用白描，了无彩饰，直抒胸臆，感时伤老，人生如寄的悲哀渗透于字里行间。
“自唱新词送岁华，鬓丝添得老生涯”一韵，下笔点题，除夕之夜，本该全家团聚，共同欢乐守岁，可是词人却独自一人吟唱新词，来送别旧岁，新春佳节没有带来喜悦与快得，只不过在身老江湖的生涯中又多几丝白发，多了几分老态。何等悲凉，何其酸楚。开头二句语言极概括，内涵极丰富。一开篇词人通过听觉、视觉，仿佛听到了哀婉的乐声，看到了新词中的悲苦情调，真是先夺人，一下子带入了词中的境界。紧接词人又由声及人，展示了除夕之夜词人的落寞形象，进而透过形貌窥视到了词人的心态。古人有除夕守岁迎新年的习惯。词人既不说守岁，也不说迎新，而说“送岁华”，送走的不是旧岁，而是词人的年华，这是老人才有的珍惜生活又无可奈何的心绪。于是才只好用“自唱新词”的特殊方式来宣泄韶华逝去又无法挽留的苦衷。“自”字、“新”字，将寻找慰藉、解脱时的寂寞烦恼和难耐凄凉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涯”前冠以“老”字、“添”字，既是实情又是务虚，渲染精神上的恐慌、忧伤。送旧迎新之际，自己的生涯中一无所“添”，“添”的只有白发、只有衰老。深刻地写出词人一生的浪迹潦倒，而新的一年又将有何遭际，不堪想象，用语何其凝练，又何其悲苦。“十年旧梦无寻处，几度新春不在家”一韵承“天涯”而回首往事。“十年旧梦”指的是苏州十年的客寓生活。据夏承焘《吴梦窗系年》证：梦窗从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三十三岁始，在苏州为仓台幕僚，有“十载寄吴苑”（《惜秋华》）之语，在吴共居十年之久。这十年正是词人部华正茂之年，但生活得并不理想，幕府生活大多是陪同僚们游山玩水，迎来送往，酒席宴饮，吟诗填词，流连声色之事，如此虚度年华，无所作为的十年，词人用“旧梦”喻之，过眼烟云，无处可寻，也不想去寻。往事不堪回首，只有“鬓丝添得老生涯”。如《木兰花慢·送翁五峰游江陵》词说：“叹路转羊肠，人营燕垒，霜满蓬簪”。《喜迁莺·福山萧寺岁除》词说：“谁念行人，愁先芳草，轻送年华如羽”。另首《喜迁莺·甲辰冬至寓越儿辈尚留瓜泾萧寺》词又说：“冬分人别。渡倦客晚潮，伤头俱雪。……几处路穷车绝。……儿女相思，年华轻送”。《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则叹“问苍波无语，华发奈山青”。《夜合花·自鹤江入京泊葑门外有感》词：“十年一梦凄凉。”《唐多令·惜别》词：“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上述诸词都可作为“十年旧梦无寻处”的注脚。离家羁旅他乡，本希有所作为，现在身老江湖，落拓无成，自然更加思念家庭。词人祖籍在四明（今浙江宁波），
而四明行迹无考：其平生游处，题咏大多在苏、杭二州。癸卯冬天词人是暂时到杭州（见《满江红·甲辰岁盘门外寓居过重午》和《喜迁莺·甲辰冬至寓越儿辈尚留瓜泾萧寺》，家眷并不在身边。因此发出“几度新春不在家”的感伤。词的上片，紧扣“除夕”词题，自抒韶华逝去，事业无成，骨肉分离的凄凉之苦。虽用自述方式却不觉呆板，词人力图用形象展现情思。如“自唱”、“鬓丝”、“旧梦”、“新春”等词语，都能引发丰富的联想，补充生动的艺术形象，加深理解词人孤独一人，在除夕之夜的百无聊赖的烦恼心绪。短短四句词，词人的潦倒和衰老的形貌情态，跃然纸上。
“衣懒换，酒难赊，可怜此夕看梅花”一韵，写现实生活。旧时除夕之夜，大人小孩都要换上新衣，祭祖，吃团圆饭。而词人一人过年，没有一丝情趣，“衣懒换”表现词人颓唐、疏懒神态。孤独一人的文人，离不开酒来解忧，曹操《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词人此时却无酒，“难赊”二字，将词人的贫穷尴尬状态渲染殆尽，也将词人无以解忧的烦恼和盘托出。这表明词人到了杭州以后，并未遇到好的机会，生活依然贫穷不堪，正如《喜迁莺·甲辰冬至寓越儿辈尚留瓜泾萧寺》词中形容：“几处路穷车绝”。但正在情绪低落无以慰藉之时，眼前忽然出现了“梅花”这一美丽的意象，这是神来之笔。梅花历来是人格、操身的象征，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歌咏的对象。“此夕”，与“除夕”词题相扣，同时强调在这特殊的夜晚，特殊的心绪，梅花闪现在眼前，与词人为伴，为知己，令词人心头为之一振，精神上得到莫大安慰，词人从这一意象上似乎发现了自身的价值。虽然终身以清客身份往还于权贵之间，本有机会显达，但却“晚年困踬以死”，他词中形容自己“白发缘愁”、“路穷车绝”以及此词中的“酒难赊”等句，应是近实之语。其根源正如夏承焘所分析的：“梦窗交游，嗣荣王、吴潜、贾似道、史宅之诸人，皆一时显贵，与吴潜、宅之，投契尤深，而竟潦倒终身。今读其投献贵人诸词，但有酬酢而罕干求，在南宋江湖游士中，殆迹能狷介自好者耶。”（见《吴梦窗系年》）这里“可怜此夕看梅花”一句，激发了词人面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全词也由此振起。“可怜”二字微妙，空际转身，由实就虚，梅花的出现为全词增添了亮色。“隔年昨夜青灯在，无限妆楼尽醉哗”一韵，用室外的热闹衬托室内的孤寂。“隔年昨夜”限定了时间，新词从除夕之夜构思动笔，写成已是新年开始了，一夜之隔，也是跨了年度。“青灯”，写室内青灯荧荧，词人孤身一人送别旧岁，又迎来了新年的寂寞凄清。而室外，家家户户，无数妆楼，灯火辉煌，盛筵酣醉，笑语欢哗。这“无限”、“尽”字，衬出梅花触发的一点生趣，终究让词人承受不住这入眼之状，入耳之声的刺激，撩拨，于是词人的情绪起而复落。而这“无限妆楼尽醉哗”的场面，又引发词人对往昔的联想、回忆，令词境由此加宽，词旨由此而加深，这室内室外同时落笔，热闹冷寂，双层对照，令此词言有尽而意无穷。集中类似写法还有，如《祝英台近·除夜立春》上片写：“有人添烛窗，不眠侵晓，笑声转、新年莺语。”下片则写：“可怜千点吴霜，寒销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用他人除夜之欢乐与自己除夜之悲哀相对照，艺术效果极佳。词的下片，前三句重点描绘词人自己的形象，词境十分鲜明，歇拍用对照手法，令词的意境，词人的创作思想更加突出、升华。
这首词采取自述的方式，紧扣题目，纵横交错。送岁华，老生涯，新春，此夕，昨夜，从纵的方面落笔，脉络明晰。鬓丝，衣酒，梅花，青灯，妆楼，从横的方面铺开，层次井然。“十年旧梦”，将纵的时间加深；妆楼醉哗，又将横的场面拓宽。另以“自唱”开篇，以妆楼醉哗收尾，互相对照，以强大的反差，将词人的叹老嗟贫之慨表现更为突出，中间插入梅花的特定意象，又使词人的形象增加亮色。衬出词人思想的多侧面，艺术手法的丰富多彩。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