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第一首，先以“万里江天”写大景、远景，后以“一村烟树”写小景、近景，大、小、远、近结合，又以“杳霭”“微茫”表现其烟雨迷蒙、云树苍茫的景象。仅用十二字，“米家山水”的气象、神韵已和盘托出。
三、四句倒装，既是表现对此画的观感，又是对此画艺术魅力的赞扬。因为所画者乃“茫湘奇观”，所以细观此画，恍如身在茫湘”；因为画里有水面无船，所以说“我”恍然之间已经身在茫湘，如果纵一叶扁舟“听雨”，该多好！可是呢，别的什么已应有尽有，就“只欠”一只小船。“只欠孤篷听雨”一句当然不是说没画孤篷是个缺点，而是用跳脱的诗句赞颂此画有“移情”魅力；又顺便补出一个“雨” 字，为前面的“香霭”“迷茫”点睛。
第二首一二句“淡淡晓山横雾，茫茫远水平沙”，进一步为“万里江天杳霭，一村烟树微茫”补景。这么一补，江、天、树、村以及晓山、远水、平沙等，都迷蒙于云雾烟雨之间，因云雾烟雨的变化面“变态万层”，顿成奇观”。
诗人面对“茫湘奇观”，萌生了弃官归隐，徜徉于“茫湘奇观”之间的意念，写出了后两句：“安得绿蓑青笠，往来泛宅浮家。”张志和的《渔歌子》，又有“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句。很明显，尤袤题画诗结尾两句中的“泛宅浮家”和“往来”“绿蓑”“青笠”，都取自张志和的言论和诗句，其借题发挥之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说，他厌倦仕途，想学张志和做烟波钓徒了；然而弃官归隐，又有许多实际困难，两句诗以“安得”领起,表现了难言的苦衷。题画诗，也以“诗中有我”为高格。既展现《茫湘奇观图》的气象神韵，又自抒怀抱，二者妙合无垠，正是这两首题画诗的高明之处。
此诗感伤交道浅薄，世态炎凉，人情反复，所谓“人心不古”。全诗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之情。
开篇“翻手为云覆手雨”，就给人一种势利之交“诚可畏也”的感觉。得意时的趋合、失意时的纷散，翻手覆手之间，忽云忽雨，其变化迅速无常。“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浦起龙《读杜心解》）“翻云覆雨”的成语，就出在这里。所以首句不但凝炼、生动，统摄全篇，而且在语言上是极富创造性的。
虽然世风浇薄如此，但人们普遍对交友之道毫不在意，“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轲湛（沉）七族”，“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刘峻《广绝交论》），说穿了，不过是“贿交”、“势交”而已。第二句斥之为“纷纷轻薄”，诗人说“何须数”，轻蔑之极，愤慨之极。寥寥几个字，强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对假、恶、丑的东西极度憎恶的态度。
这黑暗冷酷的现实使人绝望，于是诗人记起一桩古人的交谊。《史记》载，鲍叔牙早年与管仲交游，知道管仲的贤能。管仲贫困，曾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却始终善待他。后来鲍叔牙辅佐齐国的公子小白（即后来齐桓公），又向公子小白荐举管仲。管仲终于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他感喟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鲍叔牙对待管仲的这种贫富不移的交道是感人肺腑的。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当头一喝，将古道与现实作一对比，给这首抨击黑暗的诗篇添了一点理想光辉。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鞭挞现实。古人以友情为重，重于磐石，相形之下，“今人”的“轻薄”越发显得突出。“此道今人弃如土”，末尾三字极形象，古人的美德被“今人”像土块一样抛弃了，抛弃得十分彻底。这话略带夸张意味。尤其是将“今人”一概而论，范围过大。但只有这样，才能把世上真交绝少这个意思表达得更加充分。
这首诗“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见《杜诗镜铨》）。其所以能做到“语短恨长”，是由于它发唱惊挺，造形生动，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
这首诗好像就是写了一个古代的情人节，或大相亲的场面。诗中交代了时间，初春时节，春水涌流的时节；地点，溱洧之外。
从大处写起，“殷其盈矣”，参加欢会的青年人之多，不可胜数，可谓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这是下面一对情人相会的大背景。
从小处落笔，“维士与女，伊其相谑”，从这一对少男少女的偶然相识，到二人相约同行，再到相谑，相赠爱情花，把相亲相爱的全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忠实记录。可以说是一个很唯美的专题纪录片。
这首诗很美，美在春天；美在爱情。尤其美的是两枝花的俏丽出现：“蕑（兰）”与“勺药”。凭借着这两种芬芳的香草，作品完成了从风俗到爱情的转换，从自然界的春天到人生的青春的转换，也完成了从略写到详写的转换，从“全镜头”到“特写镜头”的转换。要之，兰草与芍药，是支撑起全诗结构的两个支点。
诗分二章，仅换数字，这种回环往复的叠章式，是民歌特别是“诗三百”这些古老民歌的常见形式，有一种纯朴亲切的风味，自不必言。各章皆可分为两层，前四句是一层，落脚在“蕑”；后八句为一层，落脚在“勺药”。前一层内部其实还包含一个小转换，即自然向人的转换，风景向风俗的转换。诗人以寥寥四句描绘了一幅风景画，也描绘了一幅风俗画，二者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社会风俗的形成大多与自然节气有关。诗人唱道：“溱与洧，方涣涣兮。”“涣涣”二字十分传神，表现出一片冰化雪消、桃花春汛、春风骀荡的情景。春天，真的已经降临到郑国大地。在这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中，人出现了：“士与女，方秉蕑兮”。人们经过一个冬天严寒的困扰，冰雪的封锁，从蛰伏般的生活状态中苏醒过来，到野外，到水滨，去欢迎春天的光临。而人手一束的嫩绿兰草，便是这次春游的收获，是春的象征。“招魂续魄，拂除不详”，似乎有点神秘，其实其精神内核应是对肃杀的冬气的告别，对新春万事吉祥如意的祈盼。任何虚幻的宗教意识，都生自现实生活的真切愿望。在这里，从自然到人、风景到风俗的转换，是通过“溱与洧”和“士与女”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的转换实现的。结构相同的东西可以使人产生由此及彼的对照、联想，因而这里的转换顺理成章，毫不突然。
如果说对于成年的“士与女”，他们对新春的祈愿只是风调雨顺，万事如意，那么对于年青的“士与女”，他们的祈愿则更加上一个重要内容——爱情，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大自然的春天，还拥有生命的春天——青春。于是作品便从风俗转向爱情，从“蕑”转向“勺药”。这首诗是以善于转折为人称道的，清人牛运震《诗志》、陈继揆《读诗臆补》皆认为它“妙于用虚字转折”。其实它的“转折之妙”，不仅独在虚字。如上所说，前一层次的从风景向风俗的小转折，是借重两个结构相同的句式实现的。这里从风俗到爱情的大转折，则巧妙地利用了“士”、“女”的相同字面：前层的“士与女”是泛指，犹如常说的“士女如云”；后层的“士”、“女”则是特指，指人群中某一对青年男女。字面虽同，对象则异。这就使转折完成于不知不觉之间，变换实现于了无痕迹之中。诗意一经转折，诗人便一气直下，一改前面的宏蕑扫描，将“镜头”对准了这对青年男女，记录下他们的呢喃私语，俏皮调笑，更凸现出他们手中的芍药，这爱的信物，情的象征。总之，兰草“淡出”，芍药“淡入”，情节实现了“蒙太奇”式的转换。
于是，从溱、洧之滨踏青归来的人群，有的身佩兰草，有的手捧芍药，撒一路芬芳，播一春诗意。
尽管小小的郑国常常受到大国的侵扰，该国的统治者也并不清明，但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民来说，这个春天的日子仍使他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因为他们手中有“蕑”，有“勺药”，有美好生活的憧憬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