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分为五段，层次、脉络分明。
第一段开门见山，说明绝交的原因，开篇劈头就是“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足下故不知之”。交友之道，贵在相知。这里如此斩钉截铁地申明与山涛并不相知，明白宣告交往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接下去点明写这封信的缘由：“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这里“越俎代庖”的典故用得很活。此典出于《庄子·逍遥游》，原是祭师多事，主动取厨师而代之。嵇康信手拈来，变了一个角度，道是厨师拉祭师下水，这就完全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寓意。嵇康特别强调了一个“羞”字：庖人之引尸祝自助，是因为他内心有愧，因为他干的是残忍、肮脏的事情。他就一下子触到了山涛灵魂中敏感的地方。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具有“先声夺人”之妙。行文用典，历来有“死典”、“活典”之别。象嵇康这样，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便上成功的佳例。至此，与山巨源的基本分歧，明白点出，下面就进一步发挥自己的看法。
第二段，作者高屋建瓴，提出人们相处的原则。文中首先列举出老子、庄周等十一位历史人物，借评论他们的事迹阐发了“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原则。表面看来，嵇康这里对出仕、归隐两途是无所轩轾的，且以“并介之人”推许山涛，但联系上文一气读下，就不难体味出弦外之音。既然在那样的时局中，做官免不了沾染鲜血，那么出仕者的“本性”如何，自在不言之中了。于是，推许成了辛辣的讽刺。当然，这种讽刺是全然不动声色的，而对方却心中明白、脸上发烧。古人有“绵里针”、“泥中刺”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含蓄的讽刺手法，在阐述了“循性而动”的一般处世原则后，作者笔锋一转：“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志气所托，不可夺也。”指出人们根据气节本性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强行改变的。这是承上启下的一笔。
第三段便描述起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状况来。他写了自己极度懒散的一些生活习惯后，使用了一个比喻：“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真是形象之极！禽即擒字。作者自比野性常驯之鹿，他对山涛说：不错，出去做官司可以得到“金镳”、“嘉肴”——富贵荣华，但那代价我也是知道的，那要牺牲掉我最宝贵的东西——“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因此，我宁赴汤蹈火，不要这富贵的圈套。写到这里，不必再作抽象的议论，作者就已把自己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人生态度，以及不与恶势力妥协的立场，生动地描摹出来了。
然而，作者并不肯就此置笔。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下面一段转而谈对方，以交友之道责之。在列举了古今四位贤人“真相知”、“识其天性，因而济之”之后，作者使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他讲：这个道理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当然您是明白的了。初看起来，是以“达者”相许，然而下面随即来了一个大的转折：“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这简直就是指着鼻子在骂山涛了：我原以为你是够朋友的“达者”，谁知道你却象那强迫越人戴花帽子的蠢家伙，象那专吃臭尸烂肉的猫头鹰一样。这两句话骂得真够痛快，正是嵇康“刚肠疾恶”本色的表现。如果说开篇处的讽刺还是绵中之针的话，这里则是针锋相对了。由此可以想见作者命笔之际，愤激愈增的心情。
最后，作者谈了日后的打算，表示要“离事自全，以保余年”。这一段锋芒稍敛。因为他是一时风云际会的领袖人物，是司马氏猜忌的对象，故不得不作韬晦的姿态。但态度仍坚定不移：“一旦迫之，必发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可说是宁死不合作了。而对山涛鄙夷之情，犹有常尽，故终篇处又刺他一笔：野人有以晒背为快乐，以芹子为美昧的，想献给君王，虽然一片诚意，但也太不懂事理了，“愿足下勿似之”。又是不动声色，而揶揄之意尽出。
刘禹锡说：“八音与政通，文章与时高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正是魏晋之际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面镜子。《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然而，《绝交书》的认识意义并不止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嵇康愤激的言词中体会到当时黑暗、险恶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在士人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和相当大的影响，因此，《绝交书》中描写的生活旨趣和精神状态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反映出当时社会风貌和思想潮流。
这是明代哲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王守仁早年的诗作，以至于在王守仁诗集中寻访不到，然而《登大伾山》诗碑还矗立在大伾山顶禹王庙西侧，大字行楷，诗衬字，字映诗，显得浑然一体，正可谓“翩翩然凤翥而龙蟠”，清隽磅礴之气扑面而来。书法劲拔，神采苍秀，字里行间犹如黄河之水浪涛汹涌，观后令人激动不已。他虽善书法，但正如明代书画家徐渭所说：“古人论右军（指王羲之）以书掩人，新建先生（指守仁）乃不然，以人掩其书。” 就是说，由于其他方面的名气太大了，结果把他的善书之名掩盖掉了。因此，《登大伾山诗》虽然是王守仁早年诗作，但是从书法价值和文学价值两方面来看，不愧为“诗书双璧”。
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浚县名宦王越死于甘州军中。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很伤心，特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1499年，新科进士王守仁奉旨送王越灵柩回浚县安葬。在此期间，王守仁曾慕大石佛之名到大伾山来拜谒。来到了大伾山。登山揽胜，他有感而发，写下了《登大伾山诗》。写诗的时间正如诗碑上落款是“己未仲秋朔”。这在《传习录》上还有演绎性的记载说“先生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是秋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时，暇即驱演‘八阵图’。事竣，威宁家以金帛谢，不受；乃出威宁所佩宝剑为赠，适与梦符，遂受之。”看来，王阳明登第之前已经和王越神交久矣，梦中赠剑，一个军事家刚刚逝去，另一个年轻军事家随即登场，这是大明王朝不幸中之千载幸事。
《登大伾山诗》为七言律诗。首联“晓披烟雾入青峦，山寺疏钟万木寒”，不蔓不枝，直奔主题，即点明了登山之意，又用洗练简洁的笔法描写了登大伾山的初步感受。年轻的阳明先生，在公务之余，也许对大伾山这座“禹贡”名山向往已久，正所谓“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今有了机会，于是天刚拂晓，诗人就和二三友人朝大伾山迤逦而来。据《水浒传》作者描述，古时候的大伾山方圆很广，古木参天，是一个幽僻的隐居之处，因此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穿云破雾，大有游仙的感觉，只是远远望见萦绕在乳白色晨雾中的黛绿的山峦，感觉很近，走起来却很远。这对抱着极大兴趣和幻想的诗人来说，反而更有诱惑力，于是一个“披”字用的好，不仅在烟雾中穿行，还有披荆斩棘努力前行的精神。山中寺庙的悠扬钟声从远处传来，也许还有悠扬梵呗传来，钟声而形容为“疏”，可谓神来之笔，以动衬静，动静有致，使人觉得这深秋的大伾山幽静深邃，寒意浓浓。这一联写烟写树，写山写人，写声音写色彩，虚实相生，可谓纳须弥于芥子，很有概括性。
颔联“千古河流成沃野，几年沙势自风湍”，是诗人在山腰高处的远眺，也许是熟悉山川地理的诗人的感慨和畅想。浚县古称黎阳，在明代有“赛江南”之称，流传的谚语说：“从南京到北京，都比不上浚县城。”可见明朝时浚县山下平畴千里“参差十万人家”的富庶面貌。诗人了解历史，不由得感慨：亘古长流的滔滔黄河虽然在宋代已经改道，却给黎阳留下肥沃的土地，这大自然的馈赠，是需要几世几年的修行才会降临的福祉。风湍沙势，沃野千年，包含着深沉的感慨和悠远的怀古之情。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读《登大伾山诗》的颔联两句，读者不禁要和诗人一起神与物游，思接千载了。
颈联“水穿石甲龙鳞动，日绕峰头佛顶宽”。随着晨雾的消散，旭日的东升，诗人一行涉溪跨涧，继续兴致勃勃地登山。大伾山山势陡峭，巉岩遍布，可是也碧水潺湲。诗人看着清澈的溪水在层层叠叠的青石之间跳跃奔流，不禁觉得这好像一条巨龙盘亘在山腰，鳞光闪动，跃跃欲飞了呢。这时候，峰回路转，已经到了山顶。大伾山山顶开阔平坦，简直是佛祖布道的天然道场。更何况，大伾山东面有面东而坐俯瞰黄河古道的“镇河将军”大石佛，大石佛开凿于五代后赵时期，是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石佛，可以说整个青山，半是巍然佛像，山的绝顶，已然所谓“佛顶”。这时候，朝阳喷薄而出，霞光万道，沐浴着这神奇的山林，礼佛的虔诚神圣和江山壮丽的豪情油然升腾，在年轻的王守仁心头翻滚。古人读书，目的在于“修、齐、治、平”，致君尧舜，兼济天下，做一番丰功伟绩以便流传千古彪炳史册。作为年轻有为的新科进士，受君王厚爱和重托来为国之长城王越治丧 ，应该感到无尚荣耀。登高怀远，是中国古诗的永恒主题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传统思维。诗人们每逢登高，大多要怀乡思人，感念故国，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伤，更何况“秋，士悲也”，在这样一个冷落的时节，涌上诗人心头，诉诸诗人笔下的更多的是悲慨。尾联“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诗人已经登山绝顶，这时候他并没有翘首南望故乡，而翻滚的思绪，径直奔向了遥远的北京城。好像在那目之所及之处，五彩祥云笼罩的正是皇家宫阙，作为受命于天子而又不辱使命的钦差，他在这深秋季节，在这九霄高处，眷念的是国家重托，思索的更多的是深沉的历史。这两句诗，还充溢着诗人对人生、对仕途的信心与激情。“宫阙五云天北极，高秋更上九霄看。”前句讲，登上大伾山向北方遥望，似见五彩祥云正缭绕于皇宫之上，后一句则阐释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人生哲理。王守仁写作《登大伾山诗》时，正值气盛志满之时，眼前物，天外景，胸中意，无不诱发作者昂扬的斗志与饱满的政治激情。
该词上片写失群旅雁遭遇风雨后的疲累饥渴之状与孤独之感，下片写他乡的不适、危机与迷惘感。同时词人运用象征手法，借所遇到的景物来为自己写照，抒发自己的心声。
上阙写失群旅雁遭遇风雨后的疲累饥渴之状与孤独之感。
词的首句写冬天雁由北向南迁徙。“情沿物应”，才发而为词，“道寄人知”，借以表达因雁而兴起的伤感。“风雨群相失”的“风雨”，表面是指自然的风雨，骨子里却是喻指人世社会的风雨，是骤然袭来的战祸。接下去便以雁之饥渴辛劳、无力续飞与孤宿寒汀的情景，来比喻人们在逃难途中忍饥受寒、疲惫不堪和孤苦无依的惨状。
下阕以雁之忧惧被人弋射和茫茫无处归宿，以及哀鸣而无人怜顾的孤危，象征他与广大人民当时类似的处境与心情。
“渴鹭苦难亲”一句，承上句“寒汀立”而有所深入。渴、鹭与雁，都是栖宿于沙洲汀渚之间的鸟类，而说“难亲”，便有地下亦难宁处之苦；“赠缴忧相逼”，则天空中更怕有性命之忧。《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歌日：“鸿鹄高飞，一举千里。······虽有赠缴。尚安所施！”而这里的鸿雁苦于身心交瘁，无力高飞，便易被猎人所射杀。如此借旅雁的困厄以写人间的忧患，可谓入木三分。结尾续写旅雁之苦。“云海茫茫”亦即人海茫茫，一语双关，余悲不尽。
全词处处写雁，但又处处在写自身的处境与心绪，收到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艺术效果。词人写的虽然是个人在逃难途中的遭遇与感受，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却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普遍的意义。
《兰陵王》词自宋周邦彦“柳阴直”一阕盛传于世以来，后人难乎为继。词分三叠，要善铺叙，不重复，开合动荡，浑化无迹，殊为不易。董士锡此词，可谓迎难而上，就其境界之阔大而言，容或有出蓝之誉。
首叠所写，也不过是一般的暮春离别之意。“水声咽，中夜兰桡暗發”，半夜兰舟出发，水声呜咽，时在春夏之交，“残春在，催暖送晴”，难免生出节序如流、人生易老的感叹，故云“九十韶光去偏急”。盖春天孟、仲、季三个月，合九十日。一“急”字下得有力。晚唐诗人杜荀鹤有句：“每岁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几多时。”(《出关投孙侍御》)郑谷诗又云：“春风只有九十日。”(《自适》)可知“急”字用意，在于时光匆匆。“垂杨手漫折，难结”，一语双关。一层意，就离别说，谓离别本人生常事，如折柳送别则柳将不胜其折，此是反用熟典；另一层意，就伤春说，春去如此匆匆，则人力何可挽留？所以说“难结”。“轻帆”以下三句，写船行之速，归路渐远，惟见水天一色。首叠境界，在柳永、周邦彦等人离别词作中常见。
次叠写景传情，就以深细为其特色了。“余寒”句承上伤春意转入，写惜春情绪。“剩雾锁花魂，风砭诗骨”，是极工致、极骚雅之语句。“花魂”谓暮春之物，“诗骨”谓羁旅之人，物、人对举，相互映射，颇有深意。唐人郑元袅有句：“花魂迷春招不归。”(《花蝶谣》)董士锡以“雾锁”形容之，表惜花凋零之意更有韵味。孟郊有句：“诗骨耸东野。”(《戏赠无本》)被东坡以“郊寒岛瘦”相称的诗人，自称“诗骨”，词人借用来称己，俨然在读者面前推出一个瘦骨嶙峋、但又风骨凛然的寒士自我形象，表人生飘零之感更有高格调。以下连写“草湿”、“莺老”、“蜂瘦”、“燕诉”，所谓“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二结用“向人共愁绝”一句总括之，则人之愁绝，伤如之何!
三叠推开，写江行所见宏观之景，可谓大笔濡染，气魄非凡。“重叠，浪堆雪”，勾勒有力；“坐缥缈浮槎，烟外飞越”，遐想奇特。这是写景吗？诚然，因为所写是眼见之实景，显出江上风高浪急。但是，这不也是因江行实感而催发的、词人急欲超越现实处境这一潜在心理的形象折现吗!是实，也是虚，是景语，也是情语，情景兼写，充满着艺术的张力。下面“衔山一寸眉弯月，照枉渚疑镜，乱峰如髮”数句，写月之细，水之清，峰之乱，均逼真如画，“乱峰如髮”更是造语生新出奇，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当然，超然出世之想只不过是一刹那的幻觉，词人清醒的意识是“扁舟独自”，回到现实，种种“旧梦”萦脑，难以细说，也不必细说。这就是古人称道的“感慨全在虚处”，有意留出艺术空白，意在言外。
近人沈曾植最为推崇董士锡《齐物论斋词》，以为“其与白石(姜夔)不同者，晋卿(董士锡)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海日楼札丛》)。笔者则认为白石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董晋卿庶几近之，然谓晋卿词无名句可标，就此词而言，则不尽然。
又词中“照枉渚疑镜”一句，“枉渚”究竟何指？一般认为是泛指水弯之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穀水》：“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也有说者引《楚辞·九章·涉江》“朝发枉陼(同渚)兮夕宿辰阳”，谓此处的“枉渚”当是实指。“枉”即枉水，是湖南常德附近注入沅江的支流。《水经注·沅水》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那么董士锡“江行”的具体地点就在湖南境内的沅江了。但就这首词的意境看，上片结句言“千里沧波楚天阔”，“楚天”一般指吴楚之地，且空间阔大，不像是在水流险急的沅湘之间。再者，考稽现存不多的有关董士锡的传记材料，他一生主要辗转于江、浙、皖等地，并没有履迹沅湘一带的记载，故“枉渚”还是作泛指理解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