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以议论入诗。颔联写邀月闻钟，涤除尘虑，表现对游宦的厌倦。颈联用转折含蓄的笔法，写与老僧的话旧，表现出诗人对东林寺的深厚感情。尾联写山寺熟睡和野碓夜舂，点明题旨。
“看尽江湖千万峰，不嫌云梦芥吾胸。”诗的起势突兀，好似千里归来，有说不尽的心意。事实也是如此。诗人由临安到夔州，再由夔州到南郑，然后调往成都府，又在蜀州、嘉州任官。最后顺江东下，来到九江。他宦游八年，不仅阅尽巴山蜀水；就是汉中、云栈、剑阁，也无不跋涉；至于长江、汉水，浩渺的洞庭湖也尽在游赏之中。诗人行程万里，真可以说是“看尽江湖”，阅尽了“千万峰”。
陆游的“不嫌云梦芥吾胸”句，既用了司马相如的句意，也含有苏轼诗句的意思。这句是说，云梦虽大，对于一个“看尽江湖千万峰”的人来说，它岂能梗塞在我的心中，言外之意，云梦在我心目中也不过是小小的水泽罢了，既能容纳它，也能忘却它；至于宦海沉浮，人间的恩怨，更算不得什么。这首诗以议论开始，形象地概括了诗人的行程，抒发了胸臆，表现出一种旷达的情怀。
“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再次表现了诗人豪放豁达的胸怀。这本是写实之笔。诗人留宿在东林寺，眼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耳听着寺里悠扬的钟声，这境界确实很清幽，但不免又想起一段往事。那是乾道六年八月中秋节。诗人曾记述过当时的月景：“空江万顷，月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平生无此中秋也。”（《入蜀记》）这优美的中秋夜景，是诗人入蜀途经西塞山，在大江对岸留宿时所见到的。自此以后，那如紫金盘的明月似乎一直伴随着自己，今日在庐山脚下，又看到她，何不邀来共听古寺钟声。月下闻钟，当然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诗人对钟声那样感兴趣。但用佛教的说法，寺院的钟声可以发人深省。这两句诗写得洒脱而含蓄，反映诗人对幽静的东林寺的喜爱。
“远客岂知今再到，老僧能记昔相逢。”“远客”是诗人自谓。诗人没想到今日又旧地重游，真是喜出望外，而且老僧还曾记得昔日相逢的情景。这两句虽似浅近，但含意丰富，从中可见诗人倦于仕途，委心任运的思想。
“虚窗熟睡谁惊觉？野碓无人夜自舂。”从这句透露出诗人喜出望外的心情。“虚窗”指敞窗，敞窗入睡，而且睡得很熟，说明诗人心情坦然，忘怀一切。“谁惊觉”的“谁”字不仅指人，也包括各种声音。虚窗熟睡”点明题旨，全篇诗意尽蕴含其中。结句以野碓夜春的田园生活把诗人沉寂的心带进一个新的境界。
从全诗来看，首联以议论入诗，这是宋人常用手法。此诗意境高旷超脱，得庄生委心任运之旨至于“野碓无人夜自舂”，虽说是化用唐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句法，但别出新意。前者写静，后者写动，各有千秋。
《竹枝》，是长江中游地区流行的民间曲调，词人即用它来歌咏当地的史事和传说。
“十二山晴花尽开。”“十二山”，即巫峡十二峰，在今四川巫山县东，长江北岸。其中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起句点地，将风光奇丽的巫峡写得花团锦簇。而此地又不仅以风景胜，更有着古老的历史遗迹与浪漫的神话传说，于是乃于第二句“楚宫汉阙对阳台”让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楚宫”，是春秋战国时楚王的离宫，俗称“细腰宫”，在巫山县西北，三面皆山，南望长江。“阳台”，一名“阳云台”，在巫山来鹤峰上，南枕长江，高一百二十丈。相传战国时楚怀王曾梦与巫山神女交欢，神女临去时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怀王之子顷襄王也梦见过这神女。说见旧题宋玉所撰《高唐赋》和《神女赋》。此句言楚王离宫正门两侧的对称形门楼与神女出没的阳台遥遥相对，明显是影射神话传说中怀王父子与巫山神女间所发生的风流韵事，牵出了楚王荒淫好色的内容。第三句“细腰争舞君沉醉”即进一步渲染之。“细腰”，代指楚宫美人。春秋时，楚灵王以细腰为美，其臣下为了邀得灵王的宠爱，遂皆节制饮食，束紧腰带，甚至于饿得有气无力，须扶着墙壁才能站起身来。事见《墨子·兼爱》。据此推论，则楚宫中的美人自必为细腰了。美人投楚王之所好，扭动纤细的腰肢，争先翩翩起舞，而楚王也就在这欢快气氛中饮酒作乐，终至沉醉。三句层层铺垫，一笔笔勾出了一幅热闹喧天的“楚王行乐图”，其实都是在为第四句蓄势，势既蓄足，即开闸放出一库冰水，只“白日秦兵天下来”七字，就将前二十一字的歌舞升平气象收了个干干净净。据《史记·楚世家》，怀、襄二王统治时期，秦国曾多次举兵攻打楚国，其中以公元前278（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焚烧楚国先王祖坟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的那一次最为惨烈。自此，楚国一蹶不振，五十余年后终于为秦国所灭。此篇结句，就形象地集中地概括了这段史实；虎视眈眈的强秦瞅准了楚王沉醉于酒色之中的机会，光天化日之下，长驱直入楚境，将这富庶而美丽的南方大国并吞了去。
其实，《高唐》、《神女》二赋是否真是宋玉所作，向来就有争议，即便真是，文学作品容许虚构，怀王、襄王父子梦交神女之事也未必属实。二王在历史上并不特别以好色著称，楚国之所以亡于秦，自有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在相互作用。然而，咏史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史”，作者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历史事实，他有权遗貌取神。大凡历代的误国、亡国之君，未有不纵欲的，好色贪杯固是一大通病。所以词人攻此一点，也算抓住了要害。
此篇在选材上，它熔铁于金，糅合正史与稗官小说，虚实相济，乃显得活泼而不拘谨。隶事时，又移花接木，叙怀、襄二王的行状而不假外求，信手拈出其祖先灵王好“细腰”的典故，给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楚君好色其来也有渐的历史暗示，手法十分机巧。不过，推究其本身的格律，它又符合于一首纯粹的七言绝句，而咏史七绝正是中晚唐作家的拿手好戏，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还不宜夸大它在咏史词发展进程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