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转进层深,深婉动人。“雁帖寒云次第飞,向南犹自怨归迟”:深秋季节,北雁南飞,排成行列,总是怨恨归去太迟。而大雁能够自由南飞,出使边塞的人却不能回家。“谁能瘦马关山道,又到西风扑鬓时”:马是瘦马,道路不是坦途,而是关山道,季节是萧瑟的秋天。词人这是在堆积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在词的上片,前二句云秋深而北雁南飞,犹怨归迟,一层;雁可南归而人却难归,一层;后二句再翻进,人已难归,偏又逢瘦马关山,西风扑鬓,又为一层。词的下片明写愁思,一层;而偏于杳杏依依之日闻乌鸦之啼声,一层;最后抬头同望一轮明月,又将思乡情感推进一步,又一层。
该词手法向称巧妙,层层递进翻转,最后以月牵和,相思深处,婉转动人。
首句与曹诗(指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同,次句稍作改动,把“豆在釜中泣”,改为“萁在釜下泣”。这里以豆喻杨荫榆及其一伙,以“萁”喻横遭迫害的学生。对于杨荫榆这个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豆”一般的人物,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中一段生动的描绘:“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系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嘁嘁喳喳,低声媚笑的”。
鲁迅说是“活剥”,但整首诗完全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后两句不仅意境深厚,含意深沉,而且讽刺挖苦,跃然纸上,使整首诗“活”了起来。开头“豆”“萁”相对,接后“烬”“熟”相对;前者说明两者的关系,没有萁,豆根本不会存在;后者说明两者的利害,毁了人家,成全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家”。鲁迅以犀利的文笔,一语戳穿了“有尊长之心”的杨荫榆者流不过是以办教育为名,而行残害学生之实。它们是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人肉筵席上的“食人者”。
曹子建的《七步诗》讲的只是兄弟不合,毫无社会意义。汪懋祖用萁豆相煎的典故,妄图把本是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反诬为学生逼杨荫榆,那么学生成了烧人的“萁”,杨荫榆倒成了被烧的“豆”了。这是对事实的肆意歪曲。鲁迅因此把《七步诗》改了一下,目的在为学生伸冤,但锋芒指向以杨荫榆为代表的营垒,充分表现出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战斗精神。在《“碰壁”之后》里,鲁迅对杨荫榆借请客吃饭美其名日“解决种种重要问题”的阴谋诡诈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这就是杨荫榆“办教席”的实质。
全诗文白相结合,前两句用文言来写,后两句用白话,组合得妙趣横生,故虽“活剥”曹植《七步诗》,却一改原诗的严肃而悲愤的风格,而显幽默恢谐,其中又有愤激之情。
《九歌·东皇太一》作为《九歌》的开首篇,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
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
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
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
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