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第一首，秋日杀，万物凋而百感集，古有“悲秋”者悲秋之萧瑟，“病秋”者病秋之隐沦，“惊秋”者惊韶华逝而年岁晏之速。少陵于此首亦融悲、病、惊，伤物残而叹自身老大难有成。
　　新的季节缓缓渗透弥漫并取代旧的季节，诗的境界中季节却若闻鼓而起，鸣金而息，皆是突至突离。春日瞬间吹生百草，“千树万树梨花开”。而秋日就如主刑杀的神，化片乌云持镰刀拂过这世界，在湿润和清冷中将一切带走。“雨中百草秋烂死”，仿佛秋光眩晕，零雨其濛，顿时熄灭世上一切生机，而“阶下决明颜色鲜”，此句的急转令读者仿佛忽见秋雨昏昼中一星微光，决明在雨水中颜色光鲜，居于自己青春的光景，天真地向季节的刀刃炫耀着初生的花叶。“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翠羽盖是富家华美的装饰，黄金钱更是富贵的象征，然而这不过出自小植物微弱的生命，只是瞬息的现象，决明仍“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着自身生命的秘密。越是鲜艳亮泽的颜色越是难久长而令人叹惋，仿佛拥有了润泽美好的形象，也就同时拥有了秋天的诅咒，若乐府中言：“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一待秋色深，便无复“翠羽盖”与“黄金钱”。小植物便终究是小植物，在秋风中无助地凋零，甚至来不及叹息，故言“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至此处决明之悲渐伏，而自身之悲渐起，决明之生命正如书生之生命，于人世昏暗之时独居内心一隅，经营超然的诗书，本草书中言“决明”其物有明目去翳之功，诗书亦复如是。而诗书文字之美，意象之璀璨，亦若“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在纸上无比煊赫。然而书生只是纸上的豪杰，斗室的君王，当人世之秋忽至，生命于困顿的迷宫中，也只如波德莱尔诗中信天翁，坠落甲板，“笑骂尽由人”，才大无所用，只显斯文之迂阔。“凉风萧萧吹汝急”是恒久的恐惧，“恐汝后时难独立”是残酷的烦扰。“堂上书生空白头”：“书生”是青春朝气的称名，也是受人敬仰的身份，然若所读书终未能转为功名或入世之资本，“书生”便只代表了迂腐与弱势，在吴敬梓的小说中受人讥笑老死书斋，“堂上”这一溢着书香的地点也便成了隔绝、闭塞、无能于外界的象征。而“白头”也只“空”，昔年的寒窗苦，去岁的俊逸诗，皆随头发的白色化作一片虚无。书生面向浑浊的窗外，外面的人世是无底的渊蔽，独立的出路是百绕的死结，在无尽的焦虑与无奈的尽头他将关注点暂时转向风中决明馨香的安慰：“临风三嗅馨香泣”，那香气瞬息、缥缈易逝的品质也正如他的诗，和他的生命。

　　第二首中，秋日的昏昏之咒由内心向外界弥漫开去，秋风洒落，而秋雨却繁腻不绝，纷纷若世之喧嚣，缥缈如病中呓语。“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整个世界都蛰伏在一片乌云之下，齐奏着同样颓然、绝望的主题，人生如飞蓬，此时亦无路。“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世界如此浑浊，物皆不辨，道者无存。古者天人交感，泾渭水之清浊不辨，应是射人世之道理毁，伦理乱也。若孔子无奈伤获麟，泾渭不辨亦是不安的征兆，带来令儒者窒息的迷阵。古者农业乃天下之本，却是“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禾头生耳”乃言雨中禾叶卷，如耳之形，却亦言为天下之本、黎民口粮之禾的颓丧脆弱，禾头生耳，倾听世上的呜咽而无策。而农妇田父之音亦隐沦雨中，根基之没，国难久持。“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言世之目盲，“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妇田父无消息”言世之聋哑，仇兆鳌《杜诗详注》中亦言此乃刺杨国忠恶言灾疫，四方匿不以闻。然世之风雨如晦，亦非皆由一人而起。“城中斗米换衾裯”卢注言：“疗饥急，救寒缓也”，实已非斗米、衾裯的价值问题，而是道之毁的哲学问题：“相许宁论两相值？”世之失道，国之本失其位，民苦，贤哲居陋巷而佞者塞庙堂。少陵以此市井物价之疑问，抒苦道隐之惶然，亦叹现实自身命运之不甘矣。

　　第三首又从广阔的外界回到自己的斗室，“长安布衣谁比数”，少陵多有自称“布衣”、“野老”之辞，实不甘也。“谁比数”可较太史公《报任安书》言“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意绝之至也。而“长安”亦不过客居之地，“反锁衡门守环堵”亦是绝望之举，路穷则独守一隅，实也不过是暂时的避世，避开内心纠结无解的困愕。将烦忧锁在门外茫茫世界，门内的心还念念不忘欲与其汇合。“老夫不出长蓬蒿”，相比隐居的寂寥，更多是郁郁不平与刻意求静的痛苦。风雨中无忧无虑奔跑嬉戏的孩子却给诗中添了新鲜的颜色：“稚子无忧走风雨”。同时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给人以忧虑的悠长：如此单纯的孩子未来能承受多重的阴霾很难说。“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外界溢入的雨声和寒意又唤起心中恒久的幽灵，欲“奋翅起高飞”而复深觉身居此困厄、混沌之世。无奈而于末尾作楚吟：“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仇氏《杜诗详注》中言：“日者君象，土者臣象，日暗土污，君臣俱失其道矣”。杜诗中末句常作此等疑问，他一生都似在这种等待中度过。

　　这首词是抒怀之作。

　　上片头二句，写出幽静的环境。“倚栏”一句写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人也悠闲自在，倚栏欣赏着珍禽戏水。“画帘”三句，写观景后回到室内，满身还留有荷花的清香，更见其闲适。

　　下片前三句，直述对此景的感触，足以舒展心怀，足以清新耳目，像这样的闲静日子，平生已可满足了。结尾三句，有“对酒当歌”之意，因为他觉得光阴短促，所以人要与世无争，莫图名利。这首词在旷达之中，透露着光阴促迫之感。

　　写离情从身边景物着手，看似景语，实是情语。“玉楼”、“朱阁”“金锁”，这是一个富贵豪华的住所。按理，拥有这样华贵住宅的主人，一定志得意满，无忧无虑了。但是一个“横”字，却透露出了其心中不快的隐秘。白居易《长恨歌》有云：“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金屋是为藏娇的，而今自己所宠爱的阿娇般的人儿，已“散似秋云无觅处”，虽然“玉楼朱阁”依旧在，但它的主人已无意去启“金锁”了。多少美好的追忆，多么深重的离愁，都潜藏在这个“横”字之中了。世事不断变迁，岁月不断更替。年年春光，今又春光，现在虽然春意盎然，但已有要“破”的迹象，凭着主人公敏锐的观察力和亲身的体验，他已看出春天又将与他告别了。人生的春天何尝不也如此容易消逝，“破”字，道出了他内心的感伤。加上“寒食清明”的缀语，更增添了一层凄凉。

　　如果说前两句是写自己的离愁和伤春之情，那么下两句便是以己度人，从女方的角度来思忖了。他想，自己如此思念对方，对方也一定非常思念自己。窗间那弯弯的月牙儿，正是玉人凝愁之眉。帘外落英缤纷，正是玉人泪雨涟涟。这是词人心驰神往、虚设假想之词。词人触景生情，以景拟人，把自己所忆之人月貌花容、幽雅动情之状，描绘得生动逼真、令人艳羡。此外，再深究一下，不难发现，他一方面借“斜目”、“落花”明写女方，一方面又隐隐地暗写自己。他的《蝶恋花》“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句意就与“窗间斜月”相同。词人因思念意中人而对月彻夜不眠之情可以推知；他因不能入眠而踱至帘外看花之状也可想见。总之，这两句可以理解为：一、正面描写月、花之态，并交代人物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二、借斜月、落花侧面虚拟所忆之人的幽怨美，三、兼写自己离情别绪无计可消除的实况。这一联可谓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物我化一、精工美妙之至。

　　上片景中寓情，情意隐曲缱绻。过片则直抒胸臆，情中寄托着人生哲理。“朝云”，用典。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愿荐枕席，因幸之。女目其“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此词中“朝云”却为曾经与自己欢聚眼下各自东西的“意中人”。词人《诉衷情》：“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时拼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可见，散后重聚多么难得。纵然“拼”命能化作千尺游丝，怕也难“惹”得住与他情意缠绵、亲呢无比的“朝云”。词人借巫山神女朝云暮雨的典故，来象喻人生聚散、情爱短长的变幻莫测，很是新颖独到，发人深思。尤其他认为百年相守在一起的情侣又能有几个的见解，更深蕴人生哲理。正如秦观《鹊桥仙》中所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是一种无可奈何、聊以自慰并以之慰人的想法，但是它却把爱情的短暂与永恒、人生的欢聚与离散这种相互间的辩证关系婉曲地表明了，富有情致，耐人品味。

　　最后，词人似乎想竭力摆脱这种别后情思的缠绕：“别来将为不牵情”。这是紧承上文“首岁相看能几个”之意的。既然有情人往往不能长此以往相互厮守在一起，那么心就平静下来不要被这种离愁别恨所牵动了。这是他对年等易逝、聚散无常这一道理的感悟，他决计把握现在，不为旧情耗费心思和精力了。但是“万转千回思想过”，想摆脱到底还是摆脱不了。说不思念，仍要思念欲不怀想，仍要怀想。任凭费多大周折，他也无法驱逐得了这种“情”的牵引。所谓“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词人的思绪真是千回万转、起伏不已、难以制遏。这正体现了他既饶有理趣、更富情感的双重性格。加上笔调的婉曲纤柔，风流蕴含，就更荡气回肠、感动人心。

　　本文主要论述了法治应当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一观点，认为实际的权势比形式的仁义更有效力，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

　　作者首先通过上古、中古、近古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而产生的不同办法来说明“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观点。其目的在于批驳儒家学者“法先王”的保守主张，作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还用了举例论证法和分析论证法列出上古有巢氏、燧人氏因发明创造之功而被推举为王，中古之世大禹因治水之功而被推举为王，近古之世汤、武因征伐桀、纣之功而称王这样的历史事实，论证出“为新圣笑矣”的原因和结果，这就推论出当代的“新圣”改革的必要性，从而得出本段的论点：“不期修古”。然后用比喻论证法加以论证。

　　作者还从经济方面分析古今之不同。他在文中提出了人口发展的问题，再举出两个例子对比证明古代天子是为了躲避“监门之养”和“臣虏之劳”;今天的县令之所以不让其位是因为可以使“子孙累世絜驾”。又说古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人们的争夺，不是因为小气，只是因为财物太少。以此证明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做，不是品德高尚，而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而是因为权势太重。

　　接着，作者列举了历史故事并加以论证。为论证论点“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他举出“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国”的事例，正反对比，说明“世异则事异”。又列举另一个历史故事加以论证：“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得出结论“事异则备变”。

　　最后，作者总结：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纵横家们、游侠刺客、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这五种人，他们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

　　因此，作者的重点在于“当今争于力气”。这是法家的重要主张，即重视耕、战，加强国力，以武力征服天下。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作者对于儒家思想采取了一概排斥的态度，未免失之偏颇。儒家思想也有好的地方，要不然，它也不会在中国两千多年里都一直处于思想的统治地位。作者看到了法治与儒家伦理道德之间出现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是作者却不懂得吸收百家之言的合理因素，协调“法”与社会普遍意识的关系，而对法家以外的意识，一律加以排斥，这一个很片面的观念。还有一点，就是作者对工、商之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这两种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实在是一种片面而偏激的看法。在他所处的时代，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获得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使得工商之民活跃于历史舞台上，这是人类社会向更文明时代前进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的重大进步。但是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对工商之民持以完全否定态度，这是很错误的。

　　本文的写作特色是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得出结论。他的议论分析具体，论证充分。为了阐述一个观点，他用了大量的论据，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例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这不仅可以阐明观点，还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