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写上阙春日游摩诃池所见，表现出一派上下安于逸乐，毫不以国难为念的局面；下阙表达词人惆怅年华渐老，功名梦断，只能茫茫然地随众人沉醉于安乐的满腔郁闷。全篇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富有感染力。
上阙首句以“追游”二字总括，下文铺展开来。词中点染出诱人的美景，暗示春光对游人的召唤。词中又描绘了锦城士人“金鞍争道，香车飞盖”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游春热潮。五彩缤纷，笑语喧闹，作者的笔下有声有色，写来相当传神。
下阙笔锋陡转，在欢乐的游春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独自向隅满怀愁绪的特殊游客，这就是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作者陆游自己。他一方面叹老，由于“年华暗换”、“雨收云散”，心境已自不同，面对繁华热闹的场景，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摒除丝竹、收拾铅华之类的反向叫思维。另一方面是思乡，由于愁绪满怀，他眼中的春景也失去了光彩，只不过是一片“乱山孤垒”，几座“危楼飞观”而已。作者抒写自己的愁绪，用笔很是别致，尤其是“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三句，把美好的东西涂成灰暗的色调，饶奁无光，风钗散落，筝柱歪斜着闲列两旁。这是以物喻人，而且达到了深入内心的程度。结尾处，以漫天飞舞的杨花比喻愁苦，很像北宋词人“贺梅子”笔下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而陆游却是把自己的愁绪混和入于其中，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间。
全篇运用以乐景衬衷情的方法结构成章。上片，极写成都名胜摩诃池暮春景色之明媚多彩及士女游乐之狂荡奢靡。冶游者中，自然有诗人的身影，但他似乎别有心事。“看金鞍争道”云云，一个“看”字，暗含冷眼旁观之意。换头处忽以“惆怅年华暗换”一句跌出铺叙春游景象的本意：美好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身在天涯”，流宕无归！“镜奁掩月…”的男女旧欢之丧失，只是一个陪衬，“乱山孤垒，危楼飞观”的身世家国之悲才是抒情的主线。篇末“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融情人景，以飘零的杨花自喻身世，更是凄恻感人。
这是一首伤春诗，实质上却在感伤时势，表现出作者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跌宕起伏，深得杜诗同类题材的神韵。
首联“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二句，上句是因，下句是果。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直叙国事的危急。上句“庙堂无策可平戎”，是说朝廷对于金兵的侵略不能也不敢抵抗，下句“坐使甘泉照夕烽”，是以汉代匈奴入侵，晚间烽火一直照到甘泉宫，来表示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抵抗，因此使得金兵长驱直入，从边境到达内地。这两句感叹朝廷无策抗金，直将矛头指向皇帝，此为首顿。
颔联“初怪”二句，承上直写南宋小朝廷狼狈逃奔的可悲行径，把“坐使甘泉照夕烽”具体化。对这种敌人步步进逼、朝廷节节败退的局面，诗人忧心如焚，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而国势却如此危急，就更增加了诗人的伤感。这两句以“初怪”、“岂知”的语气，造成更强烈的惊叹效果，显得感情动荡，表达了局势出人意料之外的恶化，流露了诗人对高宗的失望之情，再次跌宕。
颈联“孤臣”二句，是借用李白和杜甫的名句，直接抒发感慨，扣着题目写“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上句写伤，下句写春，由“每岁烟花一万重”的春，引起“孤臣霜发三千丈”的伤。作者用“孤臣”自指，一是表示流落无依，二是表示失去了皇帝。诗人把“白发三千丈”与“烟花一万重”两句李白，杜甫的名句合为一联，对仗贴切、工整，表现了诗人伤时忧国的感情。杜甫有诗说：“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至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陈与义在别的诗中也说：“天翻地覆伤春色。”都是由春光烂漫与家国残破的对比之中，产生了莫大的忧伤。这也可以看出陈与义学习杜甫与江西诗派的不同之处。杜甫伤春，一方面说“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方面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尽管为外族的入侵深深地忧虑，但还是相信国家终究是会恢复的。陈与义在这首《伤春》诗中，也从“万方多难”的现状中看到了希望。
尾联 “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二句，落笔很有力量。诗人对向子諲是歌颂的，向子諲以疲惫、力弱的部队，敢于冒犯野兽一般的金国侵略军的锋锐之气，是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的。诗人在这里显然是以在长沙的向子諲与在“庙堂”的当权派作对比，向子諲“疲兵敢犯犬羊锋”，而“庙堂”都是“无策可平戎”。所以对向子諲的歌颂，就包含了对“庙堂”当权派的批判。“疲兵敢犯犬羊锋”，不仅笔调苍凉悲壮，而且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卫国精神的无限崇敬之情。“敢犯”二字，气势凌云。诗人用“稍喜”二字就表明了他的讥讽的意图。“稍喜”并不是说向子諲的抗金值不得大喜，而是说在“庙堂无策可平戎”的局面下，还有向子諲的“疲兵敢犯犬羊锋”，使人看到了—线希望，在忧伤之中带来了一点欣慰。
这首诗作也深刻地反映了南宋前期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诗中一方面对南宋朝廷不采取抵抗政策，一味退却逃跑，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向子諲等官兵纷起抗敌的爱国壮举，进行热情地讴歌。这种鲜明的主战态度，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这首《伤春》体现了陈与义南渡后的诗风开始转变，能卓然成家而自辟蹊径。宋代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说陈与义“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路万里，诗益奇壮。……以简洁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些评语并非溢美之辞，而是符合南渡后陈与义的诗风特征的。“此诗真有杜忠”这是极有见地的。尽管诗人的爱国感情没有杜甫那样的深厚和强烈，但是在这首七律中显露出来的爱国情思，沉雄浑成的艺术风格，已经不是在形貌上与杜甫相似，而是在气味上逼近杜甫。
另外，整首诗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也有“江西诗派”作品的影子，但又突破了江西诗风。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