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鉴赏此诗：
第一种，是从唐诗赏析的角度：
战国末期，秦国最为强盛，所以其他六国就听从苏秦的计谋合纵，简称六合。所谓秦王扫六合就是秦国灭六国。六合指的是齐、楚、燕、韩、赵、魏六个诸侯国。
此诗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邪台”，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
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威风。不言平定四海，而言“扫”空“六合”（包天地四方而言之），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其勃勃雄姿，更觉咄咄逼人。起二句便有“猛虎攫人之势”。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也就有如破竹了。三句“浮云”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而秦王拔剑一挥，则寰区大定，一人“决”字，显得何其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于是乎天下诸侯皆西来臣属于秦了。由于字字掷地有力，句句语气饱满，不待下两句赞扬，赞扬之意已溢于言表。“明断”句一作“雄图发英断”，但不管“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都用上了。诗篇至此，一扬再扬，预为后段的转折蓄势。紧接“收兵”二句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亦是张扬气派。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使“天下莫予毒也已”，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咽喉函谷关便可敞开了。二是于琅邪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舆论宣传。“会稽岭”和“琅邪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诗人紧接写来，有如信步户庭之间。“骋望“二字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秦王当时志盈意满的气概。秦之统一措施甚多，择其要者，则纲举目张，叙得简劲豪迈。对秦王的歌颂至此臻极，然而物极必反，这犹如贾谊《过秦论》的开篇，真是轰轰烈烈，使后来的反跌之笔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生动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先揭发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公元前212年，即秦始皇即王位第三十五年，发宫刑罪犯七十多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挥霍恣肆，穷极民力。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愚妄之举。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芾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芾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茫然使心哀”是担心贪欲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陡转，真如骏马驻坡。写始皇既期不死又筑高陵，揭示出其自私、矛盾、欲令智昏的内心世界。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终篇，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又掀起一个波澜。据史载徐芾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在今山东烟台附近海面射死一条鲸。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天。诗人这样写，不但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势。长鲸征服了，不死之药总可求到吧。结果不然，此后不久，始皇就在巡行途中病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真是惊心动魄，以此二句收束筑陵、求仙事，笔力陡健，而口吻冷隽。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竟会一再被方士欺骗，仙人没做成，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而“徐芾载秦女，楼船几时回？”让方士大讨其便宜。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啊。
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第二种，是从明史的角度：
从明史分析的角度看，有人认为，此诗不仅仅预言明亡，连前后的国运都预言到了。这类观点指出：前四句“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是概括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丰功伟绩。再四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是讲明朝衰亡，清兵入关。（第一句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第二句是指清太祖太宗，省略主语，第三句是指明朝镇压农民起义，导致金人坐大，铸通助。第四句是指山海关打开，清兵入关，明朝亡国）。其后六句“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是讲清朝征服明朝后的恶行。（会稽代指江南，江南反清很严重，琅琊代指孔圣人的故乡，指中华正统，都被屈服。而“刑徒七十万”，暗指清代大兴文字狱）。又四句“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是隐喻西方人的舰队强大，鸦片战争中打开国门。（额鼻代指蛮族，因为蛮族喜欢在额头和鼻子上刺青）。接着的四句“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是讲中国海权的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蓬莱此处代指扶桑日本，几时回就是说日本人的舰队终于打回来了）。最后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讲的是秦始皇陵被发现，和第一句相呼应。
对第二种解读，笔者在不得不佩服其想象力、附会力的同时，实在不敢恭维。毕竟，个中的曲解比比皆是。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明朝灭亡自天启年间的说法毫无道理。理由有二：
一是有人说，明之亡，始于党争，党争最酷烈之时，莫甚于天启年间，由于天启的放任，邪党与魏忠贤互相勾结，假天启狐假虎威，在东林党和邪党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笔者认为，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激烈、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激化等等，也都是明朝根基受到很大冲击的原因。
二是查证天启年间前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627年，也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的最后一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之后第三年，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很快成为名震一时的“闯王”，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包围了明朝都城北平，19日，李自成军队进入北平，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今景山）的一棵树上。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推翻了。”
表面上看，明王朝是在1644年才正式灭亡的，但是，这样一个帝国的覆灭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谓党争、内部腐化、后金崛起等也是关键的原因。因此，把1627年，农民起义开始，作为明代统治出现断层的一个标志也是可信的。
所以，若是由1627年往上推九个世纪，诗仙李白的预言与历史事实两相校正，其误差范围竟只有惊人的7年，很是神奇。
这首绝句通过评论西晋太康诗人潘岳批评、嘲讽潘岳做人做诗的二重性格。元好问从诗写真情出发，鄙视诗写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潘岳的作品描绘自己淡于利禄，忘怀功名，情志高洁，曾经名重一时，传诵千古。但是他的实际为人，却是躁求荣利，趋炎附势，钻营利禄，谄媚权贵的无耻小人。因此元好问认为，扬雄说的“心画心声”，以文识人是不可靠的，会“失真”，即言不真诚，言行不一的问题。识人，不能只观其文，还要看是否言行一致，心口如一。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发展变化的，有时也会出现假象。这样就要善于分析复杂的矛盾现象，善于识别假象，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诗歌史上诗与人不统一的现象不独潘岳，元好问的针砭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