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很少写欢庆的诗。他所处的社会本来就很少值得喜庆的事,满目疮痍,叫人喜不起来;另外诗人遭际坎坷,他也很少有欢乐的时候;再加上诗人性格内向,比较悲观。这种种原因,都使得李贺的作品中很少歌颂欢乐、抒发愉快情感的诗歌。这首《上之回》却是一首欢庆胜利的颂歌。
这首诗一连用了八句三字句,音韵急促,一气流贯,表达极度欣悦的心情。
“上之回,大旗喜。悬红云,挞凤尾”前四句通过写景突出喜庆的景象。用“喜”字来形容红旗飘扬,使红旗染上了情感的色彩。到处是红旗、好似是悬在天上的红云,红旗上的凤尾相互拍打着。这真像是一片旗的海洋。诗一开始就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被红旗包围着的喜庆的境地里。
“剑匣破”四句,追述胜利的经过。诗人在这四句中用了两个典故,只用了十二个字写出了这次战斗的历程,语言十分精炼。宝剑冲破剑匣,如蛟龙腾飞起舞,杀向敌人,用以形容朝廷军队的威武神速,写出了军队的不可抵挡的气势。读着这两句,好像看到朝廷的军队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地打击着敌人。敌人被歼,叛乱平定,到处是一片庆祝胜利的鼓声。用“蚩龙”这一典故十分确切地表达了诗人的感情以及喜悦的心境。
这八句短促的三字句,既把场面、战斗经过写出,更把诗人那种抑制不住的感情生动地表达了出来。它们真像一泻千里的激流,奔腾着、翻滚着,掠过读者的心田,激起读者的强烈共鸣。
最后两句“天高庆雷齐堕地,地无惊烟海千里”是七言句,抒发着诗人美好的理想。他想象着平定叛乱藩镇之后和平安定的美好景象。欢呼声像天上的雷声降落地上那样,到处是欢声雷动;在辽阔的国土上,再不会有使人惊心动魄的烽烟。四海之内,平静无波。中唐时期经过了连绵八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陷入极度混乱;各地方藩镇又发动割据战争,战火不息,人民的生活在征战中更加痛苦。渴望和平、安定,是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
这首诗是诗人在胜利的喜悦中一气呵成的,似乎是感情的喷发,未经雕饰,但是,诗人却是经过精心构织的。他在整首诗中,突出了红色。那鲜红的旗帜,如火红的海洋,如满天的红云,这就突出了喜庆的色彩;此外,诗中还突出了逢逢的鼓声,和鲜红的色彩相映衬,有声有色地把喜庆的热烈场面刻画了出来。这正是诗人在艺术安排上虽用力构思,但已达到似乎漫不经意的成熟境地。
这首词是吴文英又一首思念离人之作。“红衣”写眼前景物,兼指离人之衣;引起无限思念。“殷云”、“明月”对仗句写景清新明快,更蕴秋愁别意。下阕两层,一层写梦见恋人愁客;二层托梦吴鸿捎去消息。“吴鸿好为传归信”,其实是说消息再也不能送达,佳人早已故去。
上片,“池上红衣伴倚栏,栖鸦常带夕阳还。”写作者在池边独倚栏干,作伴的只有像穿着红衣少女的莲花;在栏干边一直消磨到黄昏,看到的也只有背上带着夕阳馀晖的归鸦回来栖宿。这在化度寺午后到傍晚所见的景致,象两幅画,表达的是孤寂之情。“殷云度雨疏桐落,明月生凉宝扇闲。”浓云出现时,雨脚倾斜稀疏的桐叶继续飞落,有点萧索气象;但雨后气温降低,天色更清,明月出现在上空,凉气随之而生,宝扇可以不用,而又美得可受,凉得可爱。“度”字、“疏”字写秋雨与梧桐的形态,很妥贴:“生”字把“凉”归功于“月”,使月色倍觉宜人;这写寺中夜晚下雨与月明时情景的两句,又象两幅画。上两句不用对偶,这两句用对偶,笔调皆疏淡幽雅,引人入胜。
化度寺临近水边,当时自杭州至苏州,大多是走水路。这样又为过渡到下片“乡梦窄,水天宽”埋下了伏笔。“窄”字写梦,也是文英匠心独运、喜欢运用的字。“窄”表短促,与水天“宽”对照,以见天长、水远而梦短的惆怅之情。心情全在感事感物的“宽”、“窄”中透露。“小窗愁黛淡秋山”,写倚窗看到的远山景致。这既是一幅画,也表惆怅之情。山是“秋山”,所以“黛”色浅淡;山本无“愁”但从愁人眼中看去,似乎其浅淡的暗绿色也带上了愁态。正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远山似眉,由景又联想到思念的人。这一句又暗用卓文君“眉际若望远山”的典故,由写景过渡到怀人。“吴鸿好为传归讯”,看到天上鸿雁,多么盼望它是从作者长久居住并且当作家乡的“吴”地飞来的啊;离家已久,怀人情切,因而盼望它能代传“归讯”。这简直就是直接的呼告之辞,而实际上只是心中的盘算而已。“归讯”传到哪里呢?“杨柳阊门屋数间”,是苏州城西阊门外,秋柳萧疏、几间平屋的地方。环境虽极平凡,却富有高雅的画意,这便是作者感情眷念之所在,更像一幅出自名家高手的水墨画,寥寥数笔,寓情于景,若用司空图《诗品》中的话来形容,不是近于“绿林野屋,落日气清”,或“玉壶买春,赏雨茅屋”,而是近于化境的“神出古异,淡不可收”了。
这首词的写作地点在化度寺,景物描写则兼及苏州;写作季节在初秋,时间则既有黄昏和夜晚,也有白天。全词以写景为主,时事情都在六幅秀淡雅致的景物画中表达出来。时间不限一日,画面亦分属两地,最后一幅画笔最淡,但却最传神,因而也适合了更深远的情味。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两句,感慨立功边塞之志不能如愿,只得借诗把闲散于东南的满腔幽恨抒发出来。由“绝域从军”即一向关注的西北边疆局势遥遥说起,实指那种“气寒西北何人剑”的经世雄心,可是现实中哪里能寻得这样一个舞台。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甚事”(《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如今不也还是落得“幽恨满词笺”的结局么?那么所谓“幽恨”又何指?诗人尝自陈:“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或者大展雄才,或者远避尘嚣,这是他平生心事之不可割分的两个层面。于是有下文“负尽狂名”的情极之语,郁勃苍凉,令人耸然动容。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后两句直抒胸臆。诗人在《己亥杂诗》中曾有“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的愤慨,正可作这两句的注脚。立志革新的诗人,本想以“剑”与“箫”这一武一文来实现改革社会的愿望,而今写了一些满纸幽恨的词章,丝毫无助于补偏救弊,岂不是徒具狂名!
全诗意境雄浑,感情奔放,有强烈的感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