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写启程。“天官”，即天上的星官。古人认为，天上的星星与人间的官员一样，有大有小，因此称天官。“将星”，《隋书·天文志》说，天上有十二个天将军星，主兵象；中央的大星是天的大将，外边的小星是吏士；大将星摇晃是战争的预兆，大将星出而小星不同出，是出兵的预兆。首句介绍赵都督动身，以天上的将星喻指赵的出发。这一巧妙的联想、比喻，同时还拓展了诗作开阔的空间，令人想到赵都督或许就是在这样一个繁星满天的夜晚出发的。第二句既交代了出征时节是柳条发青的春天，又以“柳”字暗点折柳送别的特定场景，惜别之情，深蕴其中。
颔联“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描写军队行进中的气势。刁斗，军中用具，白天用来烧饭，夜间用于打更报警，把它写进诗中，富于实感地表现了军营的生活情景。中间又以一个“鸣”字突出听觉，使人如闻一路军声震天，外加“万里”二字修饰，更显得声势浩大，军威显赫。“万里”句由物见人，借助听觉渲染出征的气势，“三军”句则正面写人，诗人仿佛亲眼目睹这位将军率领三军正浩浩荡荡奔赴边陲。“井陉”，即井陉口，又名井陉关，唐时要塞，在今河北井陉县境内。一个“出”字，点出了此次进军的方位路线，与首句的“动将星”前后呼应。
以上两联，从启程写到行军，重在勾划赵都督英勇赴边的非凡气势；后两联表现赵都督的内心世界以及他戍边卫国的耿耿忠心。颈联“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正面写他立功报国的思想。“凤阙”，汉代宫阙名，在建章宫东，因为其上有铜凤凰而得名，此处借汉说唐，用以泛指宫廷。“龙庭”，原指匈奴单于祭天的地方。“取龙庭”，借指誓歼敌虏。这两句互文见义，意思是无论“辞凤阙”或“取龙庭”，都下定“忘身”、“报国”的决心。“辞凤阙”在出征之前，“取龙庭”是在鏖战之后，可见决心始终如一。
尾联“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以议论结束全诗。上一联作正面抒情，这一联从反面议论，加以强调。“岂学”表示不应该学、不想学乃至决不学的意思。书生皓首穷经，不能为世所用，难免会有许多牢骚不平甚至生出弃文就武的想法。王维也有希望建功立业而又壮志难酬的隐衷，因此借题发挥，作为对于赵都督的赞扬之词说了出来。
这首送别诗，写得意气风发、格调昂扬，不作凄楚之音，表现了青年王维希望有所作为，济世报国的思想。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
如何爱子，对一个国君来说，决不单单是他个人的问题，这将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正因妹这样，所以石碏才进谏卫庄公。但石碏进谏，并没有像许多进谏者那样，举述以往有关的历史经验教训；而是开门见山，一上来就切入谏旨，提出“爱子”应“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观点。接着，便有的放矢地指出“骄、奢、淫、佚”是使“爱子”走上邪路的来由；而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则是妹人君者过分溺爱所致。然后，话题轻轻一转，就落到州吁身上。须知，州吁作妹庶子而“好兵”，这往往是作乱的前兆。所以石碏一针见血却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妹祸。”之后，又连用四个顶针（也叫“顶真”或“联珠”）句，断定州吁决不会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再接下来，又根据传统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范，总括出“六逆”和“六顺”，提醒庄公：“去顺效逆”只能加速祸患的发生，作妹人君必须防患未然，全力消除祸患的根由。这样，就把“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一爱子观的现实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突出出来。然而，被糊涂蒙了心的卫庄公却根本听不进去。
石碏的谏言有三层意思，环环相扣，入情入理，深入地分析了由“宠”导致灭亡的必然性。其一，“骄、奢、淫、佚，所自邪也”， “四者之来，宠禄过也”，说明骄奢淫逸来源于娇纵溺爱；其二、受宠爱就会变得骄横，骄横就不会安于自己地位低下，地位低下就会有怨恨之心，心生怨恨就不会安分守已；其三，从此以后，地位低贱的就会欺压地位尊贵的，年纪小的就会想办法凌辱年纪大的，关系疏远的就会找机会离间关系亲近的，新的离间旧的，小的欺凌大的，淫乱的就会破坏有道德的。如此这般，祸事就注定要来了！
劝主谏君，须在紧紧把握谏旨韵前提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理，则须说透，说到位。做到了这点，被劝谏者却听不进去，那只能证明被劝者太顽固不化，《石碏谏宠州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的爱子方法，历来被认妹有借鉴意义和实践意义。
陆游与唐婉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喜结连理不久就被母亲逼得离婚，成了陆游心中的痛。这首诗则是陆游死前一年重游沈园写下的，自当初在沈园与唐婉重逢已过去了五十三年，但时间并没有使陆游淡忘这段感情，重游沈园，触景生情，再次使他想起了当初的美好时光，发出了感慨。
这沈园中生机盎然，繁花似锦，可繁花依旧，却是物是人非。“沈家园里花如锦"先写沈园的美好景象，为接下来怀念当年埋下伏笔，同时以乐景称哀情。“半是当年识放翁”，笔锋一转，从现在转到过去，想起了与唐婉春游沈园的往事（此诗题目春游，既是这次春游，又是当初那次春游），当时也是繁花满园，而现在这些花也该是当初认识了我吧，（也有可能是以花喻唐婉）。前两句串联现在和过去，乐景之中是陆游的悲伤、无奈、对往事的感慨以及对唐婉的内疚、怀念与真挚的感情。
陆游知道人终有一死，唐婉终会死去，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会如此快的分别，他们之间那些美好的往事如烟，如梦，匆匆而过，了无痕迹，只剩下这沈园和回忆，这教陆游如何接受。或许他与唐婉的感情注定只能是一段梦，短暂而又凄美，留下了太多的不圆满，但也正因如此，这段爱情故事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令人铭记。
这首诗的前四句写归田园后偕同子侄、信步所之的一次漫游。
首句“久去山泽游”，是对这组诗首篇所写“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的回顾。次句“浪莽林野娱”，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作者在脱离“尘网”、重回“故渊”，飞出“樊笼”、复返“旧林”后，投身自然、得遂本性的喜悦。这句中的“浪莽”二字，义同放浪，写作者此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身心状态；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释此二字为“形容林野的广大”，似误。句中的一个“娱”字，则表达了“性本爱丘山”的作者对自然的契合和爱赏。
从第三句诗，则可见作者归田园后不仅有林野之娱，而且有“携子侄辈”同游的家人之乐。从第四句“披榛步荒墟”的描写，更可见其游兴之浓，而句末的“荒墟”二字承上启下，引出了后面的所见、所问、所感。
陶诗大多即景就事，平铺直叙，在平淡中见深意、奇趣。这首诗也是一首平铺直叙之作。诗的第五到第八句“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杇株”，紧承首段的末句，写“步荒墟”所见，是全诗的第二段。这四句诗与首篇中所写“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那样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画适成对照。这是生与死、今与昔的对照。既淡泊而又多情、既了悟人生而又热爱人生的作者，面对这世间的生与死、时间的今与昔问题，自有深刻的感受和无穷的悲慨。其在“丘垄间”如此流连徘徊、见“昔人居”如此依依眷念、对遗存的“井灶”和残杇的“桑竹”也如此深情地观察和描述的心情，是可以想象、耐人寻绎的。
诗的第九到第十二句是全诗的第三段。前两句写作者问；后两句写薪者答。问话“此人皆焉如”与答话“死没无复余”，用语都极其简朴。而简朴的问话中蕴含作者对当前荒寂之景的无限怅惘、对原居此地之人的无限关切；简朴的答话则如实地道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而在它的背后是一个引发古往今来无数哲人为之迷惘、思考并从各个角度寻求答案的人生问题。
诗的第十三到第十六句“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是最后一段，写作者听薪者回答后的所感。这四句诗参破、说尽了盛则有衰、生则有死这样一个无可逃避的事物规律和自然法则。诗句看似平平淡淡，而所包含的感情容量极大，所蕴藏的哲理意义极深；这正是所谓厚积而薄发，也是陶诗的难以企及之处。读陶诗，正应从中看到他内心的境界、智慧的灵光，及其对世事、人生的了悟。
有些赏析文章认为作者此行是访故友，是听到故友“死没无复余”而感到悲哀。但从整首诗看，诗中并无追叙友情、忆念旧游的语句，似不必如此推测。而且，那样解释还缩小了这首诗的内涵。王国维曾说，诗人之观物是“通古今而观之”，不“域于一人一事”（《人间词话删稿》），其“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是“人类全体之性质”（《红楼梦评论·馀论》）。这首诗所写及其意义正如王国维所说。作者从“昔人居”、耕者言所兴发的悲慨、所领悟的哲理，固已超越了一人一事，不是个人的、偶然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必然性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