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记录着诗人寓居东鲁时的一段生活。东鲁是唐时的兖州（今山东曲阜），“东鲁门”在府城东。诗中写的是月下泛舟的情景。
这组诗的第一首流传较广。此诗首句“日落沙明天倒开”，写景奇妙。常言“天开”往往与日出相关，把天开与日落联在一起，则闻所未闻。但它确乎写出一种实感：“日落”时回光反照的现象，使水中沙洲与天空的倒影分外眼明，给人以“天开”之感。这光景通过水中倒影来写，更是奇中有奇。此句从写景中已间接展示“泛舟”之事，又是很好的发端。
次句“波摇石动水萦回”。按常理应该波摇石不动。而“波摇石动”，同样来自弄水的实感。这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人们观察事物时，往往会产生各种错觉。波浪的轻摇，水流的萦回，都可能造成“石动”的感觉。至于石的倒影更是摇荡不宁的。这样通过主观感受来写，一下子就抓住使人感到妙不可言的景象特征，与前句有共同的妙处。
夜里水上的景色，因“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而特别美妙。月光映射水面，铺上一层粼粼的银光，船儿好像泛着月光而行。这使舟中人陶然心醉，忘怀一切，几乎没有目的地沿溪寻路，信流而行。“轻舟泛月寻溪转”，这不仅是写景记事，也刻画了人物精神状态。一个“轻”字，很好地表现了那种飘飘然的感觉。
到此三句均写景叙事，末句才归结到抒情。这里，诗人并未把感情和盘托出，却信手拈来一个著名典故，即《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后访戴”的故事，予以形容。“乘兴而行”，正是李白泛舟时的心情。苏轼《赤壁赋》写月下泛舟有一段精彩的抒写：“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正好用来说明李白泛月时那物我两忘的情态。那时，他原未必有王子猷那走朋访友的打算，用访戴故事未必确切；然而，他那忘乎其形豪兴，却与雪夜访戴的王子猷颇为神似，而那月夜与雪夜的境界也很神似。无怪乎诗人不禁胡涂起来：我是李太白呢，是王子猷呢，一时自己也不甚了然了。一个“疑”字运用得极为传神。
第二首诗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在写法上与第一首有相似之处。“水作青龙盘石堤”，用青龙比喻流水，既形象地写出了水流的曲折宛转，又赋予无生命物象以生气，使诗中景物充满生机。“桃花夹岸鲁门西”，不仅点明了泛舟的季节和地点，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岸桃花掩映的美丽景象。“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两句也是运用了“王子猷雪后访戴”的典故，这里不涉及怀人访友，仅取山阴夜晚的景致和乘舟剡溪的兴致，表明泛舟东鲁门的景物环境与情致意趣。
这组诗的用典之妙，在于自如，在于信手拈来，因而用之，借其一端，发挥出无尽的诗意。典故的活用，原是李白七绝的特长之一。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与此是分不开的，不特因为写景入妙。
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
首联描写与洞庭湖阔大之景，次联“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擅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色。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得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
最后两句，历来见仁见智。对“渔父问”的典故，凡读过《屈原列传》的人都会记得渔父劝说屈原“与世推移”“随其流扬其波”的话。那么，杜甫用此典其意何在呢？“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是称赞裴使君的，这应该没有疑义。称赞的原因，我想绝不只是场面上的客套。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裴使君款待了杜甫，且陪杜甫(不是杜甫陪裴使君)登楼远眺。但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口不对心地妄加颂辞，恐怕不是杜甫一贯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在江陵时，杜甫就曾多次称颂过镇守荆州的阳城郡王卫伯玉——尽管卫伯玉并不是科举出身，也不懂诗词歌赋，但他却掌管着荆州的军政大权。杜甫的称赞其实是一种“感情投资”，希望以文词上发自内心的赞美博得卫的好感，再次“托身官府”续写在成都时与严武相交的翻版故事。可惜的是，卫伯玉不是严武，杜甫的“示爱”在今天看来便成了一种可笑而又令人心痛的单相思。以此来推演，也可以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看作是杜甫在江陵一系列诗作的续篇。杜甫此时对裴使君能收留、重用自己是心存希望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裴使君也是文人出身，而文人就应该对我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礼遇、关照、抚慰甚至起用的。只是这样的心思不能明言，毕竟与裴使君素昧平生，自己对裴使君的为人还不太清楚。所以，只能在诗的结尾含蓄地借典喻事道出自己的愿望：希望你裴使君像陈蕃那样，待我如徐孺子，那么我就可以违背渔父的劝说，留在岳阳从此不再“与世推移”，不用再漂泊流浪了；换言之，如果你裴使君不能“礼加徐孺子”，那么我岂敢违背渔父的劝说，只好“与世推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着感觉走”，继续无奈地“南征”。 可能裴使君没有读出杜甫的意思或者是领会了而装作不知、不愿理睬，总之，杜甫很快离开了岳阳奔向衡州。从某种意义上说，岳阳其实是杜甫的另一个伤心之地(只是伤心的程度不如在江陵，因为他对留在岳阳本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离开岳阳后不久后所作的《南征》诗中的“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分明道出了心中的不满与愤慨，这其中，恐怕也应该分一点儿给岳阳及岳阳的裴使君吧。
这首诗写了碧水青山，白帆红日，交映成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但这画面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随着诗人行舟，山断江开，东流水回，青山相对迎出，孤帆日边驶来，景色由远及近再及远地展开。诗中用了六个动词“断、开、流、回、出、来”，山水景物呈现出跃跃欲出的动态，描绘了天门山一带的雄奇阔远。一、二句写出了天门山水雄奇险峻不可阻遏的气势，给人惊心动魄之感；三、四句写足也写活了浑阔茫远的水势。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这两句写诗人远眺天门山夹江对峙，江水穿过天门山，水势湍急、激荡回旋的壮丽景象。第一句紧扣题目，总写天门山，着重写出浩荡东流的楚江冲破天门山奔腾而去的壮阔气势。它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天门两山本来是一个整体，阻挡着汹涌的江流。由于楚江怒涛的冲击，才撞开了“天门”，使它中断而成为东西两山。这和作者在《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中所描绘的情景颇为相似：“巨灵（河神）咆哮擘两山（指河西的华山与河东的首阳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不过前者隐后者显而已。在作者笔下，楚江仿佛成了有巨大生命力的事物，显示出冲决一切阻碍的神奇力量，而天门山也似乎默默地为它让出了一条通道。
第二句写天门山下的江水，又反过来着重写夹江对峙的天门山对汹涌奔腾的楚江的约束力和反作用。由于两山夹峙，浩阔的长江流经两山间的狭窄通道时，激起回旋，形成波涛汹涌的奇观。如果说上一句是借山势写出水的汹涌，那么这一句则是借水势衬出山的奇险。有的本子“至此回”作“直北回”，解者以为指东流的长江在这一带回转向北。这也许称得上对长江流向的精细说明，但不是诗，更不能显现天门奇险的气势。可比较《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盘涡毂转”也就是“碧水东流至此回”，同样是描绘万里江河受到峥嵘奇险的山峰阻遏时出现的情景，但作为一首七言古诗，写得淋漓尽致。从比较中就可以看出《望天门山》作为绝句的崇尚简省含蓄的特点。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两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第三句承前第一句写望中所见天门两山的雄姿；第四句承前第二句写长江江面的远景，点醒“望”的立脚点和表现诗人的淋漓兴会。诗人并不是站在岸上的某一个地方遥望天门山，他“望”的立脚点便是从“日边来”的“一片孤帆”。读这首诗的人大都赞赏“两岸青山相对出”的“出”字，因为它使本来静止不动的山带上了动态美，但却很少去考虑诗人何以有“相对出”的感受。如果是站在岸上某个固定的立脚点“望天门山”，那大概只会产生“两岸青山相对立”的静态感。反之，舟行江上，顺流而下，望着远处的天门两山扑进眼帘，显现出愈来愈清晰的身姿时，“两岸青山相对出”的感受就非常突出了。“出”字不但逼真地表现了在舟行过程中“望天门山”时天门山特有的姿态，而且寓含了舟中人的新鲜喜悦之感。夹江对峙的天门山，似乎正迎面向自己走来，表示它对江上来客的欢迎。青山既然对远客如此有情，则远客自当更加兴会淋漓。
“孤帆一片日边来”，正传神地描绘出孤帆乘风破浪，越来越靠近天门山的情景，和诗人欣睹名山胜景、目接神驰的情状。由于末句在叙事中饱含诗人的激情，这首诗便在描绘出天门山雄伟景色的同时突出了诗人豪迈、奔放、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自我形象。
这首诗意境开阔，气魄豪迈，音节和谐流畅，语言形象、生动，画面色彩鲜明。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但它所构成的意境优美、壮阔，人们读了诗恍若置身其中。诗人将读者的视野沿着烟波浩渺的长江，引向无限宽广的天地里，使人顿时觉得心胸开阔、眼界扩大。从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李白的豪放不羁的精神和不愿意把自己限在小天地里的广阔胸怀。
《郿坞》是一首讽刺性很强的诗。诗的前两句作者以董卓的口吻描述了他自以为得意的两件事：衣中套甲和筑坞藏金。后两句急转，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锋挖苦了他非但不能善终，死后还被人用身上的脂油点燃作灯，与一般的“英雄”的结局果然大不一样。反话正说，更显出作者对董卓的愤恨、鄙夷之情。
诗人以勾魂摄魄的笔法，诙谐幽默的语气，生动滑稽的场面，对历史人物董卓的可耻下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
用一首小诗刻画一个历史人物的面貌，并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对一般诗人来说难度很大，但在苏轼的笔下却能因难见巧，难中见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诗的主题思想集中突出。诗人准确地抓住董卓这个历史人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入木三分的刻画。诗中对董卓的描写，都是董卓的本质特征的表现。
二是选材精当。诗人没有泛泛地去写董卓的所作所为，也没有写众人皆知的某件惨案，而是选择了董卓生前的两个生活片断和死后的一个场面，使人们对这个所谓的“英雄”的木来面目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恶贯满盈的元凶也有陈尸示众、脐脂自照的下场。
三是表现手法巧妙。诗人没有从董卓的残暴无情或貌似强大的一面着笔，而是从董卓的虚弱、恐惧、怕死一闻落笔，说眀他尽管猖獗一时，但他害怕人民的力量，他的内心是惊恐的、颤抖的。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规律，是任何作恶多端者无法抗拒的。从全诗的语气看，似乎不是揭露式的，而是宽慰式的；似乎不是否定了它，而是肯定了它；似乎不是人在为董卓画像，而是董卓自己在给自已画像。这种反话正说的表达方式，正是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它比那种直接地、正面地进行讽刺挖苦更耐人寻味。
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但其中所表露的意蕴和情感却大起大落，有着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