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中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作品很多,如白居易的《观刈麦》、张籍《野老歌》、皮日休《橡媪叹》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而《打麦》不落窠臼,内容更丰富,艺术上颇多创造。
这首诗集中抒写了农民的终生劳苦,流露出强烈的恤民情怀,及对不合理现实的愤懑。全诗可分为两段,从开头到“敢惮头枯面焦黑”为上段:
“打麦打麦、彭彭魄魄,声在山南应在北。”诗名“打麦”,开头就直承题意。但不是正面描写农民劳动场面,而是用相互回应的一片打麦声,侧面取影,写出了紧张艰苦的工作情景。接着作者撇开打麦,蓦然跳跃到打麦以前的收割。“四月太阳出东北,才离海峤麦尚青,转到天心麦已熟。”这里用夸张手法描写麦子成熟之速,目的是突出麦收的刻不容缓,渲染了农民抢收的紧迫性。“鹖旦催人夜不眠,竹鸡叫雨云如墨。”鹖旦夜鸣催人,风雨将至,不抢收则颗粒无获。这两句进一步渲染出抢收的紧张气氛,引出下面对收麦的正面描写:“大妇腰镰出,小妇具筐逐,上垅先捋青,下垅已成束。”只写妇女,实际上却已包括丁壮,笔墨简洁。捋青随即成束,既写出田家动作的熟练、紧凑,也写出神情的亢奋、紧张。白居易《观刈麦》说“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与之相比,此诗抓住了收麦场面中的特定动作,刻画更为准确。“田家以苦乃为乐,敢惮头枯面焦黑。”把农民的心理写得入木三分。夜无安眠,朝无少息,劳作很辛苦,但农民却以苦为乐。这里面有面对劳动果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年成尚好,虽然所得无几,但不至于饿死道旁。这是凄楚的喜悦,辛酸的微笑。
这段通过对收麦环境、劳动场面和农民心理的描写,充分反映了田家生计的艰辛。
下一段从“贵人荐庙已尝新”到结束,由回顾收麦跳跃到展望食麦。“贵入荐庙已尝新,酒醴雍容会所亲。曲终厌饫劳童仆,岂信田家未入唇。”荐庙即献于家庙作祭品,醴是甜酒。贵人们雍容尝新,饱食有余,和田家的不曾入口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耕者不食,食者不耕的对立。“尽将精好输公赋,次把升斗求市人”,不耕者饱食却还有余,力耕者无食被迫售粮,田家的饥馁不言而喻,两者的对比又深入了一层。
麦秋结束,劳作未歇,诗人构思又跳跃到打麦后的插禾:“麦秋正急又秧禾,丰岁自少凶岁多,田家辛苦可奈何!”这里写插禾只是一笔带过,不再作具体描写,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将此打麦词,兼作插禾歌”,打麦和插禾,虽然一为农事之末,一为农事之始,但贯穿始末的是送不走的“辛苦”二字。田家的辛苦又要随着插禾周而复始了。结尾结而不断,首尾相衔,内涵丰富。
张舜民一贯重视民生疾苦,《画墁集》中有不少篇章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而此篇尤为突出。诗中强调了农民的终生劳苦,内容比前人开拓得更广。
此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诗题说“打麦”,却忽而收麦、忽而食麦、忽而插禾,以打麦为联系中心,结构跳跃动荡,又有章法可寻,对主题的表现有重大作用。
由于作者热悉农村生活,因此在描写农村环境及劳动场面时,形象真实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描写贵人神态,着墨无多,却十分传神。两种形象的对比,互相映衬,更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诗中使用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参差,自由洒脱,避免板滞,很有乐府风味。诗中换韵三次,平仄交押,仄声的短促峭急,突出了农民的劳苦;平声的悠长平和,刻画了贵人的雍容自得。
整篇诗不用典实,不用生僻字,质朴平易,任情而往,在宋诗中颇具特色。
写天宝之乱以后华清宫的荒凉景色,而其作意则在于缅怀唐帝国先朝的隆盛,感叹现在的衰败,有很浓重的感伤情绪。
前一首起句写骊山磴道。用石头修得非常工致整齐的回环磴道,也就是当日皇帝来时乘坐御辇经过的地方。御辇既不重来,辇上鸾铃的鸣声也就绝响了。鸣鸾既经绝响,磴道自然也就荒草丛生。次句写山中宫殿。皇帝不来,宫殿当然空着。树木长得更高了,高入云端,故称“云树”,更茂密了,故曰“深深”。被这深深云树包围起来的皇宫,虽然在花卉林木掩映之下,依然呈现一片碧绿,也许还更碧绿了,但由于空着,就充满了寒冷的气氛。只这一“寒”字,就把宫中富贵繁华,珠歌翠舞,锦衣玉食一扫而空。后半转入夜景,写人事更变之后,多情明月,虽然依旧出没其间,但空山寒殿,已经无人玩赏。传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宝十载(751)七月七日夜半在骊山盟誓,“愿世世为夫妇”。诗人想象他们一定也曾如同元稹在《连昌宫词》中所写的“上皇(玄宗)正在望仙楼,太真(杨妃)同凭阑干立”一样,在月光之下,共倚玉石阑干,但现在却只余明月,自去自来,而先帝贵妃,俱归寂寞,玉阑纵存,却更无人倚了。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