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审言在狭窄的领域里是一个天才。如果他生活在诗歌范围较广阔的时代，或拥有反抗的、冒险的诗歌个性，那么他将可能成为一位重要的诗人。按照实际情况来说，他致力于将诗歌写得直率优美，这在当时的宫廷诗人中是罕见的。杜审言首先是一位文体家，他的作品具有特别的价值——精练的词语和轻度的句法转换，这是无法翻译出来的。甚至连他的正规宫廷应景诗，也闪耀着流畅的光芒，使其他宫廷诗人显得呆板。这组诗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
其中，第一首诗的首联被《唐人句法》引为对句典范，保存在宋代的诗论集《诗人玉屑》中。这一联作为开头是突兀的，它的风格及自然景物支配人类建筑的主题，更适于放在中间部分。次联修正了开头的突兀，写进了宴会，描写酒杯正漂浮在溪水上，并表现求仙主题，正在烧煮石髓作为长生不老药，至少这是诗人闻到粳香后的联想。三联描写柳叶或虫丝垂挂在雾中，仿佛“绾”住了雾；悬挂的藤蔓在风中飘拂，似乎牵住了风。诗人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这一手法后来在律诗中很流行，杜甫就经常运用。尾联是惋惜的传统结尾。除了尾联，每一联都是佳对，但互不关联，只是以韵脚和宴会的实际情况串联在一起。
第二首诗说作者跟韦承庆两个人在宴会后尽情欣赏美景，游玩享乐，辞句非常优美。
第三首诗说带着琴瑟，吟诗作画，野餐登山，一直玩到夕阳西下，非常尽兴。
第四首诗也是一首特别优美精巧的宫廷诗：这首诗也以一联适于中间位置的对句开头（应该指出，组诗之一的开头是恰当的），尾联将传统的“天已晚了，该回去了”的结尾翻新，写参与宴会者不愿意离开眼前的美景，虽然他们知道不能不离开。
第五首诗写参与宴会者对宴会周围的美景十分留恋，离开时还要相约他日重来游玩欣赏。
此篇咏皇宫中柳，以宫女媲美。作品笔法非常独特，首句交代御柳的整体形象。次句则转入对后宫窗户、帘帐的描写，重点偏向宫女风情的展示。三、四句既可指晨柳清丽之美，也可喻指宫女早起妆饰。这样的写法一石二鸟，产生了双层意蕴表达的效果，饶有含蓄蕴藉之美。短短四句，开阖有致。
首起句，直人本题。以“御柳”二字，点明所咏对象。这是咏皇宫柳。再以“如丝”二字，表现柳条柔细轻盈，纷披下垂，如同丝线一样。虽然只两个字，就写出了柳的具体、真实、可感的形象。据史传记，南朝齐吴郡人张绪，美风姿，吐纳风流。而齐武帝就曾以“条甚长，状如丝缕”之宫柳，与张绪风流媲美，日：“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南史·张绪传》）所以，“如丝”的杨柳：最能显出其事物本身的魅力和感染力。 “如丝”与“御柳”紧紧相接，盖蕴含宫柳如文采之人那般可爱，温词化用典故，往往不着痕迹。“映九重”三字，勾勒御柳拂映皇宫的典型景象，格外显豁。这宫柳，与普通柳所不同之处，即在于以柔细清丽之姿影，与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相映。这“九重”的意象，又给人以巍峨的联想。那么，杨柳越长得高，就要越垂得低，千万条细柳丝丝飘垂，如绿色帘幕、绿色瀑布，更能传“御柳如丝”之神采。
次句是承，以“凤凰窗映绣芙蓉”，宫中富丽艳美之物，衬托御柳的风姿，补充说明首句。此一句，极美的意象！雕饰凤凰的花窗与镶绣芙蓉花的绣帘，染着“九重”宫室的奢华，并透出鲜艳的色彩；它们与绿柳相映，愈显出柳丝的俏丽美好。所以，前辈谓：“凤凰窗”与“绣芙蓉”，“皆因柳而生色。”（华钟彦《花间集注》卷一）
第三句又起新意。转向对景阳楼畔柳的描写。景阳楼，是宫内钟楼。据《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载，齐武帝置钟于景阳楼上，宫女闻钟，早起梳妆。所以，“景阳楼”三字，引出美丽的宫女来。千条路，即路千条。是说景阳楼畔路边柳色葱茏，柳丝千条万条，迎风婀娜，情意依依。这里，千条杨柳，与景阳宫美女，已暗自相映。
末句以“一面新妆”，呼应“千条路”作结。这“新妆”二字，即将杨柳化身为美人，如：“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咏柳》），那清风细柳丝丝荡碧的形象，好像美丽的宫女新妆一样，婷婷袅袅，清丽可人。“一面”，表数量，用于成片的景物，好比“有故城一面”、“有一面大草原”等用法。此以“一面”二字，形容柳树排列成行，路边有一面新柳，远远看去，恍如清一色的新妆美人!写景颇！。这“待晓风”三字，即描摹细柳沐浴在晨风中。用一“待”字，写柳含情伫立，若有所待。这一下，更把柳与轻盈多情的美女形象，紧密联在一起。五代词人孙光宪有《杨柳枝》：“着行排立向春风”之句，也写绿柳成行，迎风而立。但是比起温词“一面新妆待晓风”来，便逊色多了。其关键在于孙词还是由物及物，给人的还是物的感觉；而温词更以物拟人，写活了柳的风姿，引人联想。
这样的词，虽着墨不多，却“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胡应麟《诗薮》）短短四句，起承转合，节奏舒畅，甚有唐人绝句韵度。
该篇诗人用周公赤心为国，竭忠尽智辅佐周武王周成王，结果仍遭流言毁谤，并被周成王所疑的历史故事，感叹自己尽心王室，志欲为国立功，不但心愿未遂，反而遭受种种打击迫害的不幸与无奈。诗人客观地吟咏历史，实际上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垒块，万千感慨充溢其间。
该诗起句由《论语·子路》中的“为君难，为臣不易”化用而出，引出诗人“怨”的真实内涵是：“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这是全篇诗眼之所在。
接着，诗人用“周公佐成王”至“成王乃哀叹”十四句诗，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表述诗眼，或者说运用历史事实，即通常说的例证法来证明自己的论点。“天威不可干”的“干”，是冒犯之意。这句是诗人对“皇灵大动变”一事的直抒胸臆的评论：识忠奸颠倒易，教天理违物难。本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成王所疑，周公见毁与皇灵动变，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然而人事与天道的偶然巧合，却引出了天地人物之间的深刻哲理：易识浮生理，难教一物违。成王昏庸固然可恶，然而“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他能知错认错仍有可取之处，暗讽曹汉集团的当政者竟不及成王。
结尾“吾欲竟此曲”四句，又是诗的精彩之处：“竟”，终也。“悲且长”，意思是悲而情长，表示有倾诉不尽之意。本来，这四句是乐府歌辞中的套语，特别是“今日乐相乐”一句，汉乐府《艳歌何尝行》也有此句。无巧不成书，诗人在写作此诗结篇时，正遇魏明帝曹叡召见，君臣燕享时即景所见，而“别后莫相忘”既似恳求又似讽刺，冀希明帝不要在分手之后又把诗人撇在脑后。在貌似轻松的字句中蕴涵着深沉痛楚的矛盾心理，从而使这首咏史政治诗一下子明显地注入了诗人主观的爱和怨，颇有“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之感。
该诗的前四句，“难”、“患”、“刊”押韵，后十二句，“言”、“连”、“寒”、“干”、“端”、“叹”等押韵，声调和谐，韵节响亮，从此诗中，曹植对于五言诗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见一斑。
这篇散文叙述了谏官的来历，阐明了谏官的责任和应具备的品德以及谏官石刻的由来，告诫谏官们要恪尽职守。全文结构简短，层次鲜明，笔锋犀利。
开头“古者谏无官”，用意不在此，而是为了说明“无不得谏者”。相传尧时曾设鼓于庭，使民击之以进谏。古时虽无谏官。但人人都可以进谏。到了汉代，才开始设置谏议大夫，专掌指陈朝政缺失之职。行文至此，从“无（谏）官”到“置（谏）官”，说明了谏官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因而接下来关于谏官“为任亦重矣”的议论，就是水到渠成之笔。既然责任重大，身为谏官，就有个怎样尽职的问题，作者是从方法和品德两方面来阐述的：就方法讲，“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就品德讲，当抱定不为自身谋名逐利的宗旨。“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谏官本无什么实权，看上去与“利”没有什么关系；但谏官的名声很重要，声名狼藉的谏官，不能取信于人。以上仅一百字的篇幅，行文却周详，面面俱到，文字简洁利落。最后以天禧、庆历、嘉祐三个年号冠头，将设置谏官、谏院题名、易版为石三件事交代得清清楚楚。四十个字，跨越四十余年，可谓惜墨如金。
文章起笔突兀，收笔凛然，为文章增色不少。作者记谏院题名，落笔首句却是“古者谏无官”，不读下文，读者不知道从何说起，陡峭之笔，增强了文章的吸引力。收笔“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面对后人“历指其名”作不留情面的评判，人人凛然生畏。诚如作者所言，“可不惧哉”。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敢于直谏，体现了不阿谀奉承，举忠斥奸，不为身谋的精神。作者曾说自己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对人讲的，其廉洁奉公、以节俭为乐的品德，一直被人传颂，而这篇散文则是他这一品质的表现。
这是首哭祭诗。全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中表现作者对文天祥的哀痛和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
诗平平而起，先说明时间地点：正当岁末，来到西台，一轮寒日，匆匆西坠。这联诗，“知己”二字是主脑。谢翱年轻时追随文天祥抗击元兵，任咨议参军。二人互相激励，立志为国捐躯。后文天祥兵败被俘，谢翱隐居南方。文天祥死后，谢翱每年都要设位哭祭，进行悼念。“知己”二字，强调了二人的生死交谊，也唯有哭知己，才会如此伤心。诗中写的设祭时的场景，虽然是直述现实，但年是残年，台是荒台，又是黄昏时分，冷日惨淡，这样一组合，整个景物便自然地披上了浓厚的衰飒黯淡之气。于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诗人悲伤的泪水似雨点般地洒下来。
第二联写哭，以情感为趋使，发挥想象。因为他心情沉重，泪水不止，眼看着奔流的富春江，充满感伤，因此觉得前些年在苏州哭文天祥的泪水随江水入海，如今已随着海潮返回来，与现在的泪水融汇在一起。如此，自己的泪水将无休止地回返，永存世间，自己的悲悼也将永存世间。这样写，涵义很丰富，不直说现在的哭，却把现在的哭衬托得更加生动。
第三联由哭转入思。他是祭悼文天祥，自然地又忆起文天祥就义的场面。文天祥被杀时，仍然穿着宋朝的服饰，慷慨受刃。诗因此用“故衣”二字，称赞他忠诚不贰，以苌弘血化为碧的典故，歌颂他忠义浩气，与世长存。想到文天祥的遭际，他不禁仰天呼吁，无情的皇天大地，为什么如此不爱惜人才，让文天祥落得这样下场。
最后，诗由死及生，由文天祥归到自己，说自己还健在，还没到老年，但一事无成，再也不能有所作为，只能在这山中，写些怀悼忠臣烈士的诗篇而已。谢翱这年四十二岁，所以自称未老。然而这“未老”二字，蕴涵深义，是相对文天祥而言。故人已死多年，自己含辱偷生，内心十分伤痛，他觉得这样活着毫无意趣，恨不得早日与文天祥相会于地下，所以“未老”反而增加一重伤心、一重负担。这心思，正与清黄仲则“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相同。这两联，仍然是平铺直叙，但情感深厚。任士林说谢翱“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义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宋遗民传·谢翱传》）。任士林如此概括谢翱诗，很有见地。
这首哭祭诗，依题目层层展开，首联点“西台”，次联写“哭”，三、四联写“所思”。诗人对文天祥的哀痛，不因为时间的推移而稍减，在悼念文天祥时，又表现了自己对元政权的痛恨，亡国之哀，凝聚在每个字中。前人以谢翱西台恸哭比之汉高祖时为田横自杀的五百门客，就是有见于谢翱对文天祥的知己之感及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而言。
感叹文天祥一木难支倾倒的大厦，从而国亡身死，是大多数遗民的共同感情，因为谢翱与文天祥的特殊关系，所以这诗所流露的情感格外深厚。需要说明的是，元政权对宋遗民悼念文天祥采取的是宽容理解的态度，当时已在元朝任职的人中，也有不少人写悼念文天祥的诗。如虞集就在《挽文丞相》诗中，对文天祥极力赞扬，并抒发“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那样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官居学士的徐世隆甚至公开说元帝的不是，指出“当今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正因为如此宽松的政策，一大批宋末遗民的爱国诗词得以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