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人们在玄都观看花的事，含蓄地讽刺了当时掌管朝廷大权的新官僚。第一、二句写人们去玄都观看花的情景，展示出大道上人欢马叫、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看花回来的人们“无人不道”花的艳丽，呈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态；第三、四句表面上写玄都观里如此众多艳丽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还根本没有，离别长安十年后新栽的桃树长大开花了，实则是讽刺当时权贵的。此篇诗语讥忿，触怒当权者，作者因此又遭贬逐。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闹、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
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练。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
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词的上片直接点题，夹叙夹议，主要通过史实，引发人们对岳飞蒙冤受屈产生愤慨。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起首从叙事起，引出以下直至终篇的慷慨。残碑的发掘出土，以铁的事实证明高宗当年褒奖岳飞千真万确。这便是“倚飞何重”的证据，可后来为什么又把岳飞残酷地杀害了呢?
“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词人举古来不合理之事相对照，以见岳飞之冤。
“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末二句归结到“后来何酷”的事实。上阕略叙事实，深致感叹，于感叹中连发三层疑议，层层紧逼，引起无限激愤，自然导入下片对事理的分析。
下片剖析岳飞被杀的原因。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岂不念国家的疆界在敌人侵略下日渐缩小，岂不念徽钦二帝被俘的耻辱。这本不成问题的，作为问题提出来，正在于它出于寻常事理之外，那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实乃一针见血之论。鞭辟入里，不仅辛辣地诛挞了宋高宗丑恶的内心世界，也是数千年帝王争位夺权史中黑暗内幕的大曝光，读后令人拍案击节。“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二句揭出高宗必杀岳飞的原因。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帝位，可以置徼钦二帝死活于不顾。岳飞一贯主张抗金，恢复中原，且到朱仙镇大捷，中原恢复有望，再发展下去，势必直接危及高宗帝位。岳飞被杀害，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结尾二句归到岳飞悲剧的产生，乃出于君相的罪恶默契。暴露了高宗的卑鄙自私的龌龊心理，岳飞之冤狱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
此词纯以议论着笔，可当作一篇精彩的史论来读。全词以敕碑引发，渐次深入，既对岳飞的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又对宋高宗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残害忠良进行毫不留情地挞伐，语言犀利。此词犹如一篇宣判词，揭示了虚伪自私的宋高宗的真面目。它痛快淋漓，极具史胆史识，可谓咏史词的杰作。
晚明小品在中国散文史上虽然不如先秦诸子或唐宋八大家那样引人注目，却也占有一席之地。它如开放在深山石隙间的一丛幽兰，疏花续蕊，迎风吐馨，虽无灼灼之艳，却自有一段清高拔俗的风韵。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集子中凡纪昔游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邻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两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紧承开头，只此两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通过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一片静寂，湖山封冻，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得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寒意。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画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独有一个“钓雪”的渔翁。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却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柳诗仅二十字，最后才点出一个“雪”字，可谓即果溯因。张岱则写“大雪三日”而致“湖中人鸟声俱绝”，可谓由因见果。两者机杼不同，而同样达到写景传神的艺术效果。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张岱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作映照。
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是日”者，“大雪三日”后，祁寒之日也；“更定”者，初更时分，晚上八点左右，寒气倍增之时也。“拥毳衣炉火”一句，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砭骨。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迥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在这里，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幽愤吗？
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 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一片弥漫。“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迭用三个“与”字，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简约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状其混茫难辨，使人惟觉其大；而“一痕”“一点”“一芥”之“一”字，则是状其依稀可辨，使人惟觉其小。此真可谓着“一”字而境界出矣。同时由“长堤一痕”到“湖心亭一点”，到“余舟一芥”，到“舟中人两三粒”，其镜头则是从小而更小，直至微乎其微。这“痕”“点”“芥”“粒”等量词，一个小似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景物的变化，使人觉得天造地设，生定在那儿，丝毫也撼动它不得。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米”的深沉感慨。
下面移步换形，又开出一个境界：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
“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余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夭矫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的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余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言外有后约难期之慨。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鸿爪，转眼各复西东。言念及此，岂不怆神!文章做到这里，在我们看来，也算得神完意足、毫发无憾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复笔写了这样几句：
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舟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痴字表明特有的感受，来展示他钟情山水，淡泊孤寂的独特个性。
这一篇小品，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偶写人物，亦口吻如生。淡淡写来，情致深长，而全文连标点在内还不到二百字。光是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它所流露的孤高自赏和消极避世的情调，我们不应盲目欣赏，而必须批判地对待和历史地分析。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