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无首无尾，诗人只是选择男子离家出走，女子拽着男子衣袖，拉紧他的手，苦苦哀求他留下的一个小镜头，以第二人称呼告的语气反复哭诉。全诗只有两章八句，既没有点明男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没有交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而诗人描绘的这幅平常而习见的画面，却是活灵活现的。诗中生动地描述了一幅似乎非常具体的生活场景：一对男女在大路上追逐，女的追上男的，在路边拉扯纠缠，还似乎有女子悲怆的哭诉声，她呼唤着男子，不断重复地说着：“不要嫌恶丢弃我！”“多年相爱不能说断就断！”除此，她已经没有别的话要说，仿佛自己的一切辛酸、痛苦、挣扎、希望都凝聚在这两句话中了。她多么渴望在自己的哀求下，他能回心转意，两人重归于好，相亲相爱过日子。这是女主人公唯一祈求。但是，诗至此却戛然而止，不了了之，留下了一大片画面空白，容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情趣去创造，去丰富，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设想，绘出不同结果的精彩画面。所以诗中这幅片断性的画面尽管是一目了然的，但却是极具有包孕性的。
此诗语言自然流畅，朴实无华。原诗纯为赋体，二章四句，每句皆押韵。第二章首句“路”，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当作道，与手、魗、好为韵，凡《诗》次章全变首章之韵，则第一句先变韵。
词的上阕，抒写了丹青重识的悲戚。睹物思人，自然情伤，更不用说是面对展露容颜笑貌的画像了。放“泪咽却无声”，起句感情凝重。因无声之泣比有声之哭更具酸楚之感，因而它的哀痛之情尤足悲人。“只向从前悔薄情”，语痛情切，读后如见作者对着画像呼唤亡灵表示悔痛的情景。从前未必薄情，然而言“悔薄情”者，严厉责己，正表现出爱之深、爱之切。“凭仗丹青重省识，一片伤心画不成”，道出了突然见到亡妻画像时的复杂心情与怆绝感情。生时虽然同床共席，但死别使他们分离，今天凭借画像重新见到了那清俊的面庞，盈盈的双目，怎能不使他悲伤欲绝呢？“画不成”这一句，用元好问《十日作》成句，意谓因伤心一片故难以握笔填词，上阕就在这样浓重的伤情中结束。
词的下阙写回忆诀别的哀痛。“别语忒分明”一句，虽未具体写别语的内容，但它包含着妻子临终时没说完的肺腑言、衷肠语。如今它是那样清楚地回响在耳边。当时，他并未意识到这是最后的声音，孰料它竟成永别的遗言！言犹在耳，痛定思痛，令人不胜其哀。“午夜”三句，以“梦”喻生，以“醒”喻死。“午夜鹣鹣梦早醒”，喻他们夫妇如比翼之鸟情深意蜜，却中道分离。这里用“避讳”手法，不忍言死，既以减轻自己的悲伤，也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挚爱。自妻子死后，他时刻处于思念之中，尤其在深夜，听着风吹檐前铁马，更鼓声声，痛悼、思念之情，便齐涌心头，常常泣不成声。“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檐夜雨铃”之句，化用唐明皇闻铃总念杨贵妃作《雨淋霖》曲的典故，抒发了这种恨好景不常、好梦易醒，无限思念、无比哀痛的感情。
第一个镜头：鸡鸣晨催。起先，妻子的晨催，并不令丈夫十分惬意。公鸡初鸣，勤勉的妻子便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劳作，并告诉丈夫“鸡已打鸣”。“女曰鸡鸣”，妻子催得委婉，委婉的言辞含蕴不少爱怜之意；“士曰昧旦”，丈夫回得直白，直决的回答显露出明显的不快之意。他似乎确实很想睡，怕妻子连声再催，便辩解地补充说道：“不信你推窗看看天上，满天明星还闪着亮光。”妻子是执拗的，她想到丈夫是家庭生活的支柱，便提高嗓音提醒丈夫担负的生活职责：“宿巢的鸟雀将要满天飞翔了，整理好你的弓箭该去芦苇荡了。”口气是坚决的，话语却仍是柔顺的。钱钟书说：“‘子兴视夜’二句皆士答女之言；女谓鸡已叫旦，士谓尚未曙，命女观明星在天便知”（《管锥编》第一册）。此说符合生活实情；而士女的往覆对答，也使第一个镜头更富情趣。就女催起而士贪睡这一情境而言，《齐风·鸡鸣》与此仿佛，但人物的语气和行动与此不同。《鸡鸣》中女子的口气疾急决然，连声催促，警夫早起，莫误公事；男的却一再推脱搪塞，淹恋枕衾而纹丝不动。此篇女子的催声中饱含温柔缱绻之情，男的听到再催后作出了令妻子满意的积极反应。首章与次章之间的空白，可理解为对男子的举动作了暗场处理，这样就自然地进入下面的情节。
第二个镜头：女子祈愿。妻子对丈夫的反应是满意的，而当他整好装束，迎着晨光出门打猎时，她反而对自己的性急产生了愧疚，便半是致歉半是慰解，面对丈夫发出了一连串的祈愿：一愿丈夫打猎箭箭能射中野鸭大雁；二愿日常生活天天能有美酒好菜；三愿妻主内来夫主外，家庭和睦，白首永相爱。丈夫能有如此勤勉贤惠、体贴温情的妻子，不能不充满幸福感和满足感。因此，下面紧接着出现一个激情热烈的赠佩表爱的场面，就在情理之中而不得不然的了。其实，诗人唱到这个琴瑟和谐的场面也为之激动，他情不自禁地在旁边感叹道：“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恰似女的弹琴，男的鼓瑟，夫妇和美谐调，生活多么美好。诗歌具有跳跃性，此篇的章节和诗句间的跳跃性更大。因而也给接受者留下了更为广宽的想像再创造的空间。关于这两句，张尔歧《蒿菴闲话》说：“此诗人凝想点缀之词，若作女子口中语，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此解颇具创意，诗境也更饶情致，实为明通之言。
第三个镜头：男子赠佩。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丈夫这一赠佩表爱的热烈举动，既出于诗人的艺术想像，也是诗歌情境的逻辑必然。深深感到妻子对自己的“来之”、“顺之”与“好之”，便解下杂佩“赠之”、“问之”与“报之”。一唱之不足而三叹之，易词申意而长言之。在急管繁弦之中洋溢着恩酣爱畅之情。至此，这幕情意融融的生活小剧也达到了艺术的高潮。末章六句构成三组叠句，每组叠句易词而申意，把这位猎手对妻子粗犷热烈的感情表现得淋漓酣畅。
王质《诗总闻》说：“大率此诗妇人为主辞，故‘子兴视夜’以下皆妇人之词。”此说影响直至清代，故清人论“对答体”诗，大多追溯至《孔雀东南飞》而不及《诗经》。其实，《女曰鸡鸣》是首极富情趣的对话体诗，对话由短而长，节奏由慢而快，情感由平静而热烈，人物个性也由隐约而鲜明。
此篇的诗旨，至此也可以不辨自明了。《毛诗序》谓“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过于穿凿。朱熹《诗集传》以为“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则似有顾头不顾尾之嫌。闻一多《风诗类钞》曰：“《女曰鸡鸣》，乐新婚也。”也有难概全篇之感。统观全篇，实是赞美青年夫妇和睦的生活、诚笃的感情和美好的人生心愿的诗作。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