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爱好者，见过《踏莎行》，见过《虞美人》，《踏莎美人》这样的词牌名恐怕第一次见。这是纳兰性德的好友顾贞观的自度曲，一半《踏莎行》，一半《虞美人》，颇为不俗。
淡淡的春日里，闺房中的女子百无聊赖，意兴阑珊。拾翠踏青，别的女孩子求之不得，个个摆出跃跃欲试的模样。“香笺小迭邻姬讯”，隔壁的女子早早就写信相约了。可是这位女主角显然有些与众不同，她陷入了莫名的春愁：清明快要到了，正是游春踏青的好时节，邻家女伴写来信笺相邀游春。然而樱桃花都谢了，清明将过，却不知为了何事而蹉跎。只因疏慵倦怠，本就愁绪满怀，于是不愿再去沾惹新恨了。如此愁绪谁能明了，恐怕唯有那清晓窗外的流莺知晓了。
“柔肠几寸，不堪更惹青春恨”一句，点破了女孩的心事——当然，这出于人性使然，也许她自己都未曾发觉。春天万物萌生，百兽交配，人的爱欲也甚于平常。花样年岁的女孩，心中生长出了隐隐约约的欲望。女伴之间的嬉戏，已经无法满足这位女孩孤寂的心了，她需要更多的心灵慰藉，需要一位灵魂的伴侣。但是在那个时代，女子是没有主动追求爱的权利的。一个女子主动说思慕男子，会被认为是没有教养、粗鄙淫贱。但不说春色，不代表没有春意萌动。古来对女子性欲的刻画并不见少，《牡丹亭》里大量篇幅讲的，其实就是杜丽娘游园思春，做了个美丽的性梦。《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样是打着不白受人恩惠的旗号，与张生私会，且初次见面二人就共赴巫山。
绝大部分的女孩，是没有崔莺莺那份大胆的，甚至没有杜丽娘的那点儿自我意识。她们大多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爱欲有来处，无去处，只能在盈盈春景中独自辗转，将如春草般萌芽的欲望一点一滴地消磨掉。
这首《蕃女怨》写来并不见一点“蕃”味，仍是一般的思妇词。这首词写边塞的寒冷和艰苦，使思妇对征人倍增思念。也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写征人忆家。
此词开头两句“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写边塞环境和气候的恶劣：沙碛荒漠，茫茫千里，大雪狂飘，塞雁惊飞。“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先写征人的装束，续写征战之苦，战情之急。丈夫如此在边关服役，妻子必然思念和怨恨。结末二句，点明题旨：“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战争使无数的妻子独守空房，画楼冷落，锦屏寂寞，尤其在杏花开放、春满人间的时候，更是令人肠断，魂断，唯有恨不断，泪不断。可谓曲尽人情。
就内容来说，此词并无新意，作者不是为了宣扬什么反战情绪，思妇的愁恨是一种纯真的感情，值得珍重与同情。这首词与《蕃女怨·万枝香雪开已遍》在内容和结构上有互补互衬的关系，阅读时可互相参照。
在温词中，此词属于较为浅直的作品，辞藻不算艳丽，含义也还显豁。但是仍具有某些深曲之作的特点：只客观地提供精美的物象情态，而隐去它们之间的表面联系，留下大片想象余地。像“画楼离恨锦屏空”与“杏花红”之间也未点明其关系。而这些物象情态的关系，很容易领悟出来，所以反而显得浅而不露，短而味永。
暮秋天气，严霜始降，草木黄落。在诸多文人笔下，落叶与时移物换、荣枯摇落同存长在，故而睹落叶而悲秋，因悲秋而伤情。通过描写这种境界，表现了词人在南宋末期对现实难排的抑郁之情和凄凉境地。
上片写深秋“望中故国”落叶飘零的凄凉景象。“晓霜初著青林”以景带情，用笔简练，而轮廓顿明。作者在不经意如实地描摹出来自然景色：晨晓寒霜，把昔日青葱繁茂的林木笼罩。词人因景生情，心中升起一股莫明的凄凉之情。“望中故国凄凉早”，无限心事，隐藏其中。“故国凄凉早”五字借秋初大自然的萧索景象，写朝代之替换，这景象不但指自然景象，也包括社会景象在内，这是第一层。而凄凉的景象正应照词人的万端愁绪，这是第二层。此词似咏落叶，实则借以抒发心中对故国的思念，同时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感。
为将“凄凉”落到实处，上片连用几个与落叶有关的典故，使言辞虽简，但寓意深刻而丰富。“萧萧渐积”这里借指落叶，实暗用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登高》）诗意。“纷纷犹坠”与范仲淹《御街行·秋日怀旧》中“纷纷坠叶飘香砌”句意相似。“渭水风生”用贾岛“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忆江上吴处士》）诗意。“洞庭波起”则借用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诗意。这几个典故是独立的，因紧扣落叶，便有了内在联系，毫无游离之感，而且补足了上句“故国凄凉早”。接下来，笔锋一转，用“想”作领字，领“重崖”以下四句。“半没”是因落叶堆积。“无人到”则是落叶阻挡了行程。这四句从词意上又进一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上片着力于写景，下片转而抒情。“前度题红杳杳”，借用红叶题诗的故事，暗示故宫的冷落。《云溪友议》载：唐宣宗时，中书舍人卢渥于应试之岁，偶而在御沟中拾到一片红叶，上题一绝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卢渥得一遣放的宫女，正是题诗之人。这一典故运用得十分巧妙。“前度”说明象从前那样宫女题红之事已不再见，借故宫的冷落暗寓朝代更迭。前两句为虚写，“啼螀未歇”以下六句则是实写。寒蝉凄切哀鸣，飞鸿欲过身影，正衬出词人难耐之痛楚。词人此时心绪烦乱哀感涌流，但词人却以“此时怀抱”四字一笔带过，言有尽而意无穷。“乱影”返回写眼前之秋景秋情。回步屋内，独坐客舍，秋夜寂静，又见无数黄叶乱落窗前，听见落叶之声敲打台阶。无尽无休，词人已无计可以避开秋声。和上片“纷纷”二字相呼应，以“碎”字形容落叶之声，意新句秀。“愁人”不单指词人自己，也包括了与他一样经历苦难的人们。《四溟诗话》说：“结句如撞钟，清音有余。”结句到位，确能产生余音袅袅的艺术效果。此词结尾“望吾庐甚处？只应今夜，满庭谁扫？”提出问题，而不作回答，留下“空白”，词人是让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加以补充。“满庭谁扫”字浅意深，悲愁中掺杂着惆怅，哀怨中挟带着孤独，复杂的情感，也难以卒言。
此篇咏落叶之词，以落叶为契机，“以故国凄凉早”为意脉，驰骋神思，虚境实写，融景入情，故而句句写落叶，却句句是故国之情，收到了情景交融、相得益彰的效果。词人运用娴熟的笔法，使主观和客观融洽，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其故国之思表达得自然而深刻。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