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开端,写作者对岳阳的初识:浩瀚的江河之国有千里之大,层峦的山城有百层之高。气势宏博,旋即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接下来转写近景:河岸的风吹卷着夜晚的江浪,小船上冰冷的灯光映照着纷飞落雪。由远及近,由大及小,既是对比,又是承辅,以浩瀚开篇,续写冷风寒灯,一远一近,一大一冷托衬出别样的悲怆。
“滞留风难尽,艰危气益增”:即使遭遇苦境停滞无法前行,心中的雄风大略也不会消退;艰难和危险反而更加激励气魄壮大,临危无惧而弥坚。接下来“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句以图南,鲲鹏自喻远大之志向无可披靡。顺承上句的情感又更升一层,至此,诗歌的情境推向最高潮,并与前段的宏伟景色遥相呼应,似断犹续,首尾相照。
这首诗主要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它的创作背景应该从“大历三年(768)冬”推出,安史之乱发生于天宝十四年(755),这场战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转变,也给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阴影。这点也反映到杜甫的诗歌当中,从“留滞风难尽,艰危气益增。”一句可以看出杜甫此时的心情是很失落的。也是很迷茫的。因为他说 “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鲲鹏。” 安史之乱后的现实并未改变杜甫的忠君恋阙的心,但也流露出了一种迷茫的情绪。前途未卜,不知何去何从。其次,杜甫的诗歌十分重视炼字,他很讲究对仗,“江国逾千里,山城近百层。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的对仗十分工整,其中“翻”和“洒”字用的也十分贴切。最后,杜甫在此诗中还用了典故,就是 “鲲鹏”,他引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以鲲鹏的变化无常来暗示前途的不可预料,非常贴切。
整首诗歌以豪景与壮志衬托出豪迈基调,又以岸风夕浪,舟雪寒灯做起伏,及滞留、危难而转图南鲲鹏,意境起伏,富于节奏;承转顿挫,铿锵有力;情景呼应,浑然无间。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诗人焦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罢了。用诗人杜甫的《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而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作者叹息的内容有三:1.自己的苦;2.周围人的苦;3.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诗人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激情和火热希望。这种感情,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一致。也表达了作者关心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他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这首诗描绘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情景,真实的记录了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末段忽生异境,以切身的体验,推己及人,进一步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设想大庇天下寒士的万间广厦。这种非现实的幻想建立在诗人许身社稷,饥溺为怀的思想基础上;而博大胸怀之表现,则使作品放射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光辉。全诗语言极其质朴而意象峥嵘,略无经营而波澜叠出,盖以流自肺腑,故能扣人心弦。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这两首歌颂梅花的高洁与坚贞,描写花时将过的落梅,托意高远,读来给人以新的体验。
第一首首两句歌颂梅花与暴力(雪虐风饕)顽强抗争、不向时势(东君)低头的高洁气质和坚贞节操。“愈凛然” 三字,突出了恶劣环境下梅花的一身傲骨,这种气节,被诗人赞为“花中之最”。三四两句对这一评断作出了有力的实证。梅花的飘零陨落,并非屈服由于外力的逼迫,而是出于坚贞高洁的品性,宁愿零落成泥,也决不趋时附势,向人乞怜。她的“落”,不是无可奈何的凋谢,是宁折不弯的牺牲,这正是最高坚的“花中气节。
第二首把桃李与梅花两相对比,鄙夷于桃李的逢迎得意之态,肯定和赞颂了梅花力挽春回的功绩。除了梅花,还有谁能与“雪虐风饕”相斗,把春天扭转回来。结尾虽是问句,语气却十分肯定:只有落梅才是真正的迎春的光明使者,斗寒的不屈勇士。
咏物诗托物寓兴,大都有作者的寄慨。诗人困居山乡,耻于向当权者乞怜,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凛然气节。诗中的“落梅”既状物情,又发人意,实际是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不随时俗的高尚人格的自赞。春风得意,俗不可耐的“桃李”则隐约勾勒了朝中权贵、投降派的可憎丑态。
这两首诗,分别从花和人两面着笔,相辅相成,珠联璧合,是咏花也是言志。在咏赞梅花的同时,诗人持节不改,不肯阿谀权贵,并鄙视当朝新贵的高风亮节也衬托了出来。梅花与诗人两相映衬,相得益彰。诗读来隽永有味,耐人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