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作者旅途借宿，产生的相思离愁之情，通过描写郊原途中的凄美景色，来表达作者的离愁别绪。
上片写风雨后黄昏之景，为抒离情渲染环境。“郊原初过雨，见败叶零乱，风定犹舞”三句写了郊原秋景的概况，刚刚下过一场雨，看见零乱的枯黄的叶子飘落在地，风停下来了，但枯叶仍在空中盘旋。如此开篇，一开始就将全词笼罩在一种怅然若失的氛围中。词人以写景开篇，为下文转入抒情创造气氛。在郊外平原上，刚下过一场秋雨。秋风、秋雨，向来逗人生愁，何况见败叶凋零，风定尚纷纷坠落，更触起词人心里的烦恼。这一情境宛似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著名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用飘坠的树叶衬托出思人纷乱不安的心情。只不过此词意境像南朝谢贞《春日闲居》的诗句“风定花犹落”，乃静中见动景象；而与屈原所作前两句纯为动态描写略显不同。以上三句，兼示各种声响——雨声、落叶声和断断续续的风声。接下去才着力勾画斜阳、深树和远山等静物，从中渲染出一段“浓愁”。因为斜阳使人生迟暮之感；深树隐映，益见暗淡。远山一抹深青色，恰似佳人眉黛呈妩，更逗人相思，更添人愁苦。“斜阳挂深树，映浓愁浅黛，遥山媚妩”三句接下来写远望的景色，斜阳挂在密密的树林之上，映照着远山，好似一个多愁的人蹙着双眉，其中“挂”字形象地写出了雨后斜阳的偏狭角度。“映浓愁浅黛”一句，则展现了雨后空气艨胧，远山的山形走势如空蒙的山水画，只有淡淡的墨痕。“来时旧路，尚岩花、娇黄半吐。到而今，唯有溪边流水，见人如故。”词人不禁回顾来时的旧路，见岩前的黄花仍含娇半吐，只不见人面何处。随着时间的流逝，事物都发生了变化；到而今不变的，似乎只有溪边的流水，待人如故。这当然纯属词人的主观想法，并不符合流水的实际情况。但词人目的在强调一切有情物都在变化；而流水之所以不变，乃由于它专于情。从这里可以看出：词人的审美判断完全取决于感情的需要；一切物象都透过词人感情的三棱镜而折射出种种奇光异彩。这是词人们不同于科学家们的所在。同时，“来时”与“今日”相对比，含蓄地将作者要表达的愁绪蕴含其中，惟妙惟肖。
“郊原”六句以落叶、深树、遥山意象组合成寒秋风雨过后凄艳而衰乱的景象，“乱”、“愁”二字于远山妩媚之美景中已显示出风雨摧蚀的暗淡痕迹，乱叶零落，树色浓淡、浓者枯黄暗淡如愁容，淡者青绿如眉黛。以移情手法将深树喻为佳人，反射词人心迹，映衬出人生风雨飘摇，心绪之凌乱和情思之愁郁。“来时”四句以“岩花”、“流水”互文交映，追忆当初来此旧路时，岩花烂漫，流水潺泼，而今重来岩花凋谢。唯有流水伴我如故，写出落花流水变化无常的凄凉之感。
下片抒相思寻旧之情。写词人下马探寻往昔与恋人游乐欢娱之旧踪，与败叶流水相对，物我寂然，无语凝噎之状。“无语”一顿，无语之中包含着千言万语，承上片探寻往昔的痕迹，承上启下。“无语”，既是上片回思万千而不得其解的结果；又是下片种种行为、思考和感慨的契机。“邮亭深静，下马还寻，旧曾题处。”这就是词人“无语”后的第一个行动。“深静”二字点出词人居深处静之孤独，寂寞境况。“旧曾题处”乃所寻旧日双双题诗传情，幽期密会之地。邮亭，是古代传递函件和书信的地方。而今它静悄悄，说明伊人音信杳无。词人往日可能曾偕伊人一同在此题写过什么；而今她既然杳无音讯，词人便退一步想寻得往日题写的所在，以访伊人旧踪，以当重晤。结果他有没有寻见，词中并未明言，读者自可任意思考。但事实是，无论词人寻得与否，都无补于他心灵的空虚。因此词人深深感到：“无聊倦旅。伤离恨，最愁苦。”后两句六个字，作者郁结心中的愁苦之情再也按捺不住，一涌而发，直抒胸臆，揭出本篇主旨：人在旅途，尽管已十分疲惫，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每每离别所带来的感伤，则最令人愁苦。“收香藏镜”，收香、藏镜，暗用了两则典故。前则用晋代韩寿故事，韩寿年少貌美，为贾充的女儿所爱。贾充的女儿暗把皇帝赐给贾充的西域奇香送给他。此事后来被贾充发觉，贾充无可奈何，只好将女儿嫁给韩寿。后则用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的故事，徐德言娶了陈后主妹妹乐昌公主。在陈亡之前，他们把一面镜子破成两半，各执其半以为信物。陈亡之后，他们终因破镜相合而得重网。词人反用这两则典故，目的在强调即使信守前盟，他年重到，也未必就能会合。正如崔护《题都城南庄》所咏：“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时，这三句暗写前途未卜的忧虑和悲观的推测。即使把恋人所赠的异香或半镜珍藏好，等待着她的再次到来，可是将来能再见到她吗，也不知那位桃花般美丽的姑娘是否还在。“念沉沉”，既说明佳人居室之深远幽暗。又表现词人相思之悠悠深长，相思深切之时。唯有梦中去“小阁幽窗”，寻觅她的芳踪，徒增更深的空虚与渺茫。词人用梦境结束全词，说明除了梦境之外，他的企求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
此词以“斜阳”始，以“幽梦”止，巧妙挽合今昔悲欢，写景寓情，叙事怀人，抱收香藏镜之痴，抒人去阁空之恨。全词风格委婉、含蓄，语言却甚流畅。虽然接连用了好几个典故，但不致使人感到晦涩难解。综合袁去华现存全部词作，足以看出其风格是多样的。他的词有些近于豪放，有些近于婉约；而豪放不至于粗，婉约不至于晦。在南宋初期的众多词人中，袁去华显然据有一个虽小而颇为独特的席位。
这首诗很像一幅古代农村风俗画。据钱钟书《宋诗选注》，清初著名画家恽格（寿平）曾借此诗题画。
首句“百里西风禾黍香”，大笔勾勒出农村金秋季节的画面。诗人或骑马、或乘车、或登高，放目四野，百里农田尽收眼底。那结满累累果实的稻谷黍粱，在西风吹拂下，波翻浪涌，香气袭人。面对此境，诗人为之深深陶醉。
“鸣泉落窦谷登场”一句，诗人收束目光，由阔大之景集中到泉水沟窦和一派繁忙景象的打谷场上。“鸣泉落窦”是眼前所见。淙淙流泉落于溪潭之上，发出清越的响声，与打谷场上繁忙的声响交杂一起，构成一幅喜人的农村秋景。李文渊《赋得四月清和雨乍晴》有“熏风到处田禾好，为爱农歌驻马听”之句，虽然写的是春景，但意境与此诗颇有相同之处，可以互相参阅。
“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诗人的目光离开了繁忙的谷场，注目坡前，看到了刚释重负、横卧坡头啮草的老牛。这是一幅非常富有农村特色的画面：其景致的野朴，其风韵的淡远，传神写照。诗的主旨是通过对老牛的赞赏，抒发长期蕴积胸中的郁闷之情。诗人仕宦的坎坷，官场生活的劳苦，就如同老牛的“耕耘之债”一样。然而老牛的役债终有了结的时日，而他也希望尽早了却役债、像老牛那样释却重负、舒闲一下长期疲惫的心灵。
古人描写农事、抒发感怀的诗有不少。如王维“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晚望》）；元稹“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古社诗》）；欧阳修“田荒溪流入，禾熟雀声喧”（《陪府中诸官游城南》）；朱熹“农家向东作，百事集柴门”（《残腊》），但都不如孔平仲此诗抒情之深沉。
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尽管用意深，却如同随意写来，不加雕琢，一切全在有意无意之间随意点出。
据乾道本《于湖先生长短句》，此词调名下另有小题“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此词当为作者任知荆南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的作品。“观塞”即观望边塞。这时荆州北面的襄樊尚是宋地，这里“塞”应是指荆州郊外的防御工事。
这首词抒写了因观塞而激起的对中原沦陷的悲痛之情，上阕写观塞，下阕抒悲感。首句写要塞郊野的自然景象，并点明时节。“霜日明霄”绘出晴空万里的秋日景象，降霜天气必是白色晴明的。“水蘸空”即水和天空相接。荆州城东有长湖，“蘸空”之水或此湖水。这句写得水天空阔，下下辉映，是荆州郊野平原地带的实景。次句切合观塞，耳目所触，一片军戎气氛。“鞘为鞭梢”。“绣旗”为绣有物状的军旗。响亮的鞭声，耀眼的红旗，俱是从耳目易感的对东西突出，故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切。“澹烟”句把视线展开，显出边地莽莽无垠的辽阔景象。如果说首句还是自然景象对作者感官的客观反映，这句可说是词人极目观望的深心感受，眼前景色，内心思绪，俱是一片茫茫。正如王维诗“山色有无中”，虽景象近似，而象外之意至为深远。东坡曾称柳永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谓“不减唐人高处”，对这句也可如此看待。
由观塞而自然地想到沦陷的中原，“万里”句即是观塞时引起的感慨。“烽火”为边地报警的设施，而中原一切自不待言，亦不忍言，只这样提点一下，可抵千言万语，这其间含有无限难以诉说的悲惨酸辛。“一尊”句承上启下，北望中原，无限感慨，欲藉酒消遣，而酒罢益悲，真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于是不禁向风挥泪。“浊酒”为颜色浑浊的酒，常用于表现艰苦的生活中，微带有粗犷悲壮之意。范仲淹《渔家傲》云：“浊酒一杯家万里”。“戍楼东”，指作者所登荆州东门城楼“”东“字似非无意，实指南宋都城所在的方位。”挥泪“即洒泪，表现内心悲戚之深。秋风吹来，令人不寒而栗，感念中原未复，人民陷于水火之中，而朝廷只求苟安，不图恢复，故觉风亦满含悲意。
此词上阕描写望中要塞景色，明丽壮阔，其中景物也隐约隐呈作者的感情色彩，眼前一片清丽，而人的心情却深藏阴黯。下阕抒发感慨，从人的活动中表现。在读者眼前俨然呈现一位北望中原悲愤填膺的志士形象。整首词色彩鲜丽，而意绪悲凉，词气雄健，而蕴蓄深厚，是一首具有强烈爱国感情的小词，与其《六州歌头》同为南宋前期的爱国词名作。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