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上片指出襄樊战事的形势。度宗咸淳四年(1268)九月,元兵筑白河城,始围襄樊。九年(1273)正月,樊城破,二月,襄阳守将出降。“襄樊四载弄千戈”,襄樊战事迄今已经四年,时城虽被围困,但仍未破。守城军民屡次向朝廷求援,但窃居相位的贾似道却置之不理。唐代诗人王维唱过“襄阳好风口”(《江汉临泛》),李白也曾歌唱道:“江城回渌水, 花月使人迷。”(《襄阳曲四首》其一)可是,如今在元兵的重围下,“不见渔歌,不见樵歌”,和平安乐的生活被破坏,再也听不到动听悦耳的渔歌、樵歌,更不用说诗人们的吟唱了。“襄阳之围,食子爨骸”(《随隐漫录》),到处是一片悲哀的呻吟。四年的战事并不算久,但为了守城而耗费的钱粮不知多少。 “金也见磨,谷也见磨”,除了这层意思外,还隐含着贾似道和元人密约,向他们输绢纳币的一层意思。向元人输金谷称臣求和,既不能挽救裹樊的命运,也挽救不了南宋朝廷的命运。
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尖锐地指出襄樊战事危如累卵,可能遭致失陷的根溉,是因为奸臣贾似道之流“权奸方怙权妒贤,沉溺酒色”(《随隐浸录》)。“柘枝不用舞婆娑”,据《乐苑》记载:“柘枝舞曲,用二女童,帽施金铃,扑转有声。其来也,于二莲花中藏,花坼而后见,对舞相占。实舞中雅妙者也。”柘枝舞婆娑,金铃莲花,童女对舞,本来美妙无比,然而词人却重重地下了“不用”二字,对于置前方战事不顾,成天沉溺于酒色的贾似道等人来说,曼舞轻歌正是他们的丑处、恶处。‘“丑也能多,恶也能多”,这真是一种够丑够恶的行为了。“朱门日日买朱娥,军事如何? 民事如何”,进一步揭露这伙人的丑恶灵魂。“时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其中”(《宋史·奸臣传》)。贾似道之流劫买美女,把她们送入朱门深院,高筑楼阁,广置亭榭,歌舞婆娑,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襄樊被困,军事、民事如何! 这是一种强烈感愤的语气,贾似道坐视不救,襄樊危在且夕,军民命运可知。后方权臣的荒淫无耻,与前方战事的危急,形成异常鲜明的对比,从而强烈地表达了词人对战事国事的焦虑,以及对当道者的罪恶所进行的尖锐的抨击。
全词文字直质。词人丝亳也不掩饰他的激愤之情,还很巧妙地运用《一剪梅》词上、下片二三、五六句同声同韵的特点,重叠地运用了“不见”、“也见磨”、“也能多”、“如何”四个词组来加重语气和感情的深度,也使整首词更富有讽刺的意味。
唐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诗酒关系有如血肉关系密不可分。柳宗元虽然比不上盛唐诗仙兼酒仙李白的浪漫,也不同于晚唐李商隐“身世醉时多”的悲伤,自有自己喝酒的情态与心态。全诗共16句,开头四句为第一层:“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清早起来就喝酒,原因是感到缺乏生活乐趣。相传杜康是我国酒的创始人。据郭沫若的《中国史稿》:杜康即少康,夏王相的儿子。当年夏王相被一部落领袖杀害,少康逃到今河南虞城县依附有虞氏,当了“疱正”,是个专管皇帝吃饭的职司。杜康为了迎合皇上,力求酿出好酒,亲自筛选精粮,采制神曲,调配奇方,酿出的酒果然味美可口。皇帝饮后神振食增,龙颜大悦,就封杜康为“酒仙”。故柳宗元先举杯祭酹造酒的祖师杜康,是他用勤劳与智慧造出美酒,给人们驱逐忧愁和烦恼。“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酒入口,加快了血液循环,浑身感到一股暖流上涌,心情发生变化,天地之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接着,一一叙说饮酒后的感受:“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幽晦,《楚辞九歌·山鬼》说:“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晏温,指天气晴暖。心感温暖,连自然界的景物也变得温暖,连绵的高山也改变了原来的幽晦,碧绿的水流含着温暖的气息。这是诗人从感官的角度来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夏天的太阳升起来了,天气自然变得暖和起来。“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明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开篇点明时间,现在点明饮酒的地点──南郭门。南郭门指永州城南,南门城边,树木繁茂,清凉的树荫可以遮挡烈日,庇护自己,整天都可以在树下乘凉谈天。这四句描写了诗人在永州的闲适生活,既无衙门的公务缠身,又无日出而作的劳累,似乎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也有注家认为:“清明”指草木,此句点化《左传·文公七年》“葛犹能庇其本根”句意,“无知的草木都懂得好好保护自己”。意思是说自己还不如草木,连保护自己都不懂得。下句说:“这些树木整夜好像在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才明白,原来它们要说的正是这种有启发性的话。”可做为一家之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与朋友们尽情畅饮,哪怕喝醉也不要推辞,芳草萋萋,可以供我们躺卧。这是第二层的小结,饮酒的快乐尽在“偃卧”之中,按理全诗可以到此结束了。然而,“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孟子·公孙丑》:“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后两句“谓饮酒之乐也”。即使是那些富比晋楚的人,恐怕也未必知道饮酒的快乐吧?后两句为第三层,进一步说明饮酒的快乐,使诗意得到升华。
研究者认为,柳诗受陶渊明影响较深,“柳宗元确有部分作品拟学陶渊明,大都作于贬永州之后……宗元学陶诗作实蓄忧愤于闲适恬谈之中。”(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曾吉甫认为“《饮酒》诗绝似渊明。”陶渊明曾任彭泽县令,因对当时现实不满,四十一岁即弃官归隐,躬耕垄亩。他以《饮酒》为题写诗20首,在序中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诗主要写自己的生活遭遇,人生坎坷。其五:“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向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全诗与饮酒无关,写的是归隐后悠闲恬静的心情。他的“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反映诗人过的是自食其力的生活。而“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饮酒》)”反映的是生活贫困,无酒可饮,只好接受别人的恩赐。陶是看破红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隐居山村,做一名普通农民来与当时的黑暗社会抗挣。柳宗元却不同,少年得志,志向远大,在朝廷超取显美,成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谪到南蛮之地永州,这对他是残酷打击。柳是不得已离开朝廷,政治理想并未放弃。在永州任司马,虽为闲职,官禄照领,不必象陶渊明那样亲自耕种,以求温饱。酒完全可以购买,与朋友饮酒是常事。他的郊游是追求闲适,他的饮酒是自我陶醉,其目的是转移视线,以求适应环境,安宁心情。然而,遭贬的打击,沉重的心理负担,无言的痛苦谁能领会?诗的开头就提到情绪低落,但整个基调并不衰飒,与一般的反映闲适的饮酒诗也不同。“它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似醉非醉的特有状态,以及他蔑视世俗的鲜明个性,不失为自画像中的一幅佳作。”(胡士明《柳宗元诗文选注》)由此可见,柳宗元的《饮酒》等诗,受陶渊明、谢灵运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却自有不同的个性与意蕴。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当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当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当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