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哨遍·赠长春宫雪庵学士》套数十二支曲中抽出的一支摘调。全套虽是酬赠之作,却几乎句句是劝道的箴言,足见作者对世态人心的惊惧与感慨。
这首散曲虽是作者酬赠给好友的曲作,但文中句句是劝道好友“万事莫强求”的箴言,体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轻蔑之意。
这支曲的教旨是“莫苦求,休强揽”,即所谓不忮不求,也含有“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全因强出头”的明哲保身意味。它的语重心长,在于指出了“苦求”、“强揽”的恶果——“邂逅遭坑陷”。“邂逅”是不期而遇的意思,说明一个人即使在无心之中,也会遇上风波,蒙遭灾难,更不用说非分的“求”和“揽”了。
接着小令进一步说明了“坑陷”的可怕,那就是“恐哉笞杖徒流绞”,五刑中的任何一刑都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对偶的上句,下句更为匪夷所思:“慎矣公侯伯子男。”将五侯之尊一一点名列出,正说明他们是“苦求”、“强揽”的主要行事者,也即是作者箴规的重点对象。以五刑对五侯,反差彰显,正是这首小令的警策之处。
作品的妙味尚不止此,末三句用了一组愤激的反问,矛头直指“一品高衔”的达官,言下有无限的轻蔑之意。这才使读者明白作者苦口是宾,诛心才是主,借说教的机会,诉喉中之骨鲠,大有“还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的峻严之意。
元散曲多“警世”的习惯,其中的棒喝固然也常常发人深省,但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那种不遗余力的批判精神。
《缚鸡行》大约在公元766年(代宗大历元年)夏历岁暮作于夔州西阁。
诗人于偶然之中,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鸡,要拿到市上去卖,而鸡被捆得着急,边叫边挣扎,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议。“相喧争”三字,将小鸡人格化,使缚鸡这个细节充满了生动活泼的生活情趣。诗人一询问,原来是因为家中的人怕鸡吃掉蚂蚁之类的小虫,有伤生灵,所以要卖掉它。然而诗人仔细一想,鸡卖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杀的厄运吗?为什么人对虫子要施以厚恩,而对鸡却要报以刻薄呢?诗人对此似有所悟,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缚放鸡。然而诗人再仔细想想,放了鸡,虫蚁不是又要遭受灾难了吗?反复想来,实在没有万全之策,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阁上,注视着寒冷的江面,江水正浩浩东去,远处是迷蒙的烟霭,一片苍茫。诗中似乎表现了一种道家的思想。据《庄子·列御寇》:“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因而,陈师道说:“鸡虫得失,不如两忘而寓于道。”(《杜诗镜铨》引)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王右仲说:“公晚年溺佛,意主慈悲不杀,见鸡食虫蚁而怜之,遂命缚鸡出卖。见其被缚喧争,知其畏死,虑及卖去遭烹,遂解其缚,又将食虫蚁矣。鸡得则虫失,虫得则鸡失,世间类者甚多,故云‘无了时’。计无所出,只得‘注目寒江倚山阁’而已。”(《杜臆》)
当时,天下战乱已久,国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难中,一时还无法摆脱困境。杜甫虽有匡时济世之志,但年老力衰,已“无力正乾坤”。萧涤非先生说:“感到‘无力正乾坤’的诗人是很难做到飘飘然的。白居易有这样两句诗:‘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我以为这对于我们理解杜甫这一貌似达观的形象很有帮助。”(《杜甫诗选注》)可见诗中仍然表现了作者对时局的深切关心,流露了对国家、人民的忧虑,在计无所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
此诗的别致之处,还表现在语言上。杜诗语言的基本风格,是千锤百炼而严整精工,但此诗语言却平朴自然,采用散文化的句法,显得平易顺当。“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如同当面交谈,读来亲切动人。这与表现细小的生活情节,与抒发表面看来轻松的感情,是极为适宜的。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评论说:“《缚鸡行》自是一段好议论,至结语之妙,非他人所能企及也。”他还引了李德远的拟作《东西船行》进行比较:“‘东船得风帆席高,千里瞬息轻鸿毛。西船见笑苦迟钝,流汗撑折百张篙。明日风翻波浪异,西笑东船却如此。东西相笑无已时,我但行藏任天理。’此诗语意极工,几于得夺胎法。但‘行藏任天理’,与‘注目寒江’,不可同日语耳。”而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更是一语破的:“宕开一笔,妙不说尽。”的确,此诗最纯之处就在于结句。一是在结尾处故意采用逸宕手法,由议论而转入写景,使得篇末产生变化,通篇由平实入空灵,摇曳生姿;二是将上面所议论的内容突然收起,将欲尽未尽之意如盐著水般地化入景中,让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品味和领悟,从而引发出深沉的思考,显得含蕴无穷,韵味悠长。《东西船行》的结句“行藏任天理”之所以不能与“注目寒江”同日而语,就在于已经把道理说尽,没有回味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