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即苏轼弟弟苏辙)学舍低陋,生活清苦。接着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苏辙。再接十句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苏辙的情况相对照。最后四句充分发泄对达官贵人的鄙视愤懑之情。全诗运用对比手法,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开篇六句写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这里,“宛丘先生”两句于夸张、对比之中突出学官人长屋小,“常时低头”两句以一细节续写屋低,“斜风吹帷”一句形容屋陋。显然,这几句是戏谑之语,诗人以“宛丘先生”戏称子由,以“长如丘”戏指子由身材高大,以“小如舟”与先生低头诵经史,伸腰头顶屋戏言宛丘学舍低小,以“斜风吹帷雨注面”戏说学舍屋陋,生活清苦。
宛丘先生学舍低陋,生活清苦,但他不以为耻。“任从饱死笑方朔”等十句,承接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称赞子由。“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两句运用两个典故称赞子由。前句典出《汉书·东方朔传》:汉代的东方朔曾对武帝说侏儒身长三尺多,自己身高九尺多,可二者所享受的俸禄却相同,所以“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后句典出《史记·滑稽列传》:有一次,秦始皇在殿上摆酒宴,适逢天下雨,陛楯郎(殿前执楯的卫士)都被雨淋着。优旃同情他们,便在殿上上寿呼万岁时向他们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秦始皇令陛楯郎一半一半地轮流值勤。这里,诗人以东方朔、陛楯郎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朝庭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可过清苦的生活也不屈己求人的秉性。
“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两句诗化用《庄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之意,从而称赞子由将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句是反语,表面上说读书万卷而不读法律,无治国之术让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其实是讽刺当时朝庭重法轻儒。这里须说明的是,苏轼并非没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只是他认为单凭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罢了。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两句,前句讥讽朝廷新差提举官到处无事生非,发摘官吏,闹得人心惶惶;后句称赞子由在朝庭重法轻儒,新差提举官到处闹事,学官生活清苦之时,能甘守淡泊,以苦为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两句,照应上文的“眼前”句与“学舍小如舟”,“低头诵经史”,称赞子由的为人: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与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之意。这两句是对称赞子由的上文之集中概括。
以上部分是“戏”子由,“余杭”以下十句则自嘲,处处与上文被戏者子由的情况相对照。“余杭”即杭州,诗人当时任杭州通判,因而自称“余杭别驾”。“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两句,是诗人自嘲无功劳,而居处却富丽宽敞,仪仗盛陈,与上文“宛丘学舍小如舟”相对照。
“平生所惭今不耻”等六句,主要写诗人“居高志下”,“气节消缩”。前四句具体写,后两句概括写,是自嘲,更是书愤。这两句分别与上文的“先生不愧旁人羞”和“门前万事不挂眼”相对照。苏轼用“阳虎”(即阳货)借指他所鄙视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
“道逢”两句写诗人路逢所鄙视而又不能得罪的达官贵人与自己打招呼、交谈,明知其言论不对,却只能连道“是、是”。
“居高”两句是诗人自嘲作高官而志气卑下,气节几乎消缩殆尽,与上文“头虽长低气不屈”相对照。其实,苏轼并非阿谀逢迎、卑躬屈膝之人,他耿直敢言,黑白分明,正如他自己在《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中所说的“受性刚褊,黑白分明”。这里,苏轼把自己写成“居高志下”、“气节消缩”之人,旨在书愤,抒发他在政治上受排挤(在此之前,苏氏兄弟因反对新法先后被贬为地方官)与对他所鄙视的达官贵人的愤懑之情。这种情感在诗的最后四句中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泄。写作此诗时,诗人三十六岁,子由三十三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诗中说“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颇具艺术感染力。当然,其间也流露了苏轼当时在政治上保守落后的思想情绪,这也是不必“为贤者讳”的。
这首诗题为“戏子由”,通篇是戏谑之语,但其旨不在“戏”而在“赞”子由,赞子由的秉性为人,并自嘲书愤,与子由共勉。可以说,它貌似戏谑却深沉,是用喜剧的手法谱写悲愤之曲。它不似喜剧那样逗人捧腹大笑,而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这首诗较好地显示了苏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特色,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全诗以对比鲜明为突出特征,即以相反的事,突出兄弟二人共同的不得志之情。
《竹马子》是柳永的自度曲。从意境上讲,这首词属柳永的雅词,其中不只抒发了个人的离愁别恨,而且也是对封建文人命运的凭吊,整体情绪沉郁深远。
这首词是词人漫游江南时抒写离情别绪之作,所表现的景象雄浑苍凉。词人将古垒残壁与酷暑新凉交替之际的特异景象联系起来,抒写了壮士悲秋的感慨。
“雌霓”是虹的一种,色泽偏暗。“雄风”是清凉劲健之风。这两个词语雅致而考究,表现了夏秋之交雨后的特有现象。孤垒危亭之上,江边烟渚之侧,更加能够感到时序变换。孤垒、烟渚、雌霓、雄风,这一组意象构成了雄浑苍凉的艺术意境,词意的发展以“渐觉”两字略作一顿,以“一叶惊秋,残蝉噪晚”进一步点明时序。“素商”即秋令。这里,词人的悲秋情绪逐渐向伤离意绪发展,于是他又“览景想前欢”了。从“前欢”一语来推测,词中所怀念当是帝都汴京和作者过从甚密的一位歌妓。可是往事已如过眼烟云,帝都汴京遥远难以重到。
上阕的结句已开始从写景向抒情过渡,下阕便紧接而写“想前欢”的心情。柳永不像其他词里将“想前欢”写得具体形象,而是仅写出眼前思念时的痛苦情绪。“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很具情感表达的深度。离别之后,旧情难忘,因离别更添加新愁;又因难聚难忘,新愁愈加容易堆积,以致使人无法排遣。“易”和“难”既是对比关系又是因果关系,这对比与因果就是所谓“成追感”的内容。“尽日凝伫”、“消魂无语”形象地表现了无法排遣离愁的精神状态,也充分流露出对故人的诚挚而深刻的思念,并把这种情绪发挥到极致。最后作者巧妙地以黄昏的霁霭、归鸦、角声、残阳的萧索景象来衬托和强化悲苦的离情别绪。特别是结尾“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两句,意味极为深长,把一已羁旅苦愁拓展为人世兴衰的浩叹。
这首词虚实相生,情与景的处理上表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上片首九句写景,属实写;后三句写情属虚写。虚实相生,善于抓住时序变化,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景色,奠定了全词的抒情基调。下片则相反,前五句抒情,属虚写;后五句写景,属实写,以景结情,情景交融。这种交错的布局,不仅使整体结构富于变化,而且如实地反映了作者思想感情特定环境中活动变化的过程。其间大量运用双声词,如“一叶”、“残蝉”等;以及叠韵词,如“荒凉”、“旷望”等;多处句间用韵,如“凉”与“望”、“雨”与“暑”等。句中平仄四声的交错运用,从而造成音律谐婉、铿锵动人的妙境。全词意脉相承,严谨含蓄;景凄情哀,铺叙有致;意境开阔,格调清雅,气韵浑厚;语言清丽,音律谐婉,悲楚动人,是一首优秀的长调慢词。
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
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下”:一有符合地理形式,由上游向下游进军,符合历史事实的意思;又有西晋攻下了东吴的意思。“收”字写出了东吴的望风披靡。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何其速也!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声势赫赫,一方是闻风丧胆。
“沉”、“出”写出了战事及结果,细腻传神的点出。从形象上看,一横一竖,一下沉一高扬;从色彩上看,一边是晋军烧毁铁锁的冲天火光,一边是投降的白旗;从气氛上,晋军得胜趾高气扬,东吴兵败无限凄惨。在对比中写出了战争双方的强弱,更写出了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咄咄逼人,而失败者黯然失色,仓皇逃窜的神态, 孙吴政权日薄西山的颓势和溃败的丑态。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