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三层。开头两句为第一层，诗人说自己疲于驰驱奔波，要移居栖遁。中间六句为第二层，通过描写秋季黄昏时分万籁俱寂的时刻，通过对大自然的细微观察和体验，传达了一种极其幽静的意境。最后六句为第三层，描写内容由庄园扩展到更广阔的大自然界，在内容上也由诗人的所见变为所思，由直接观察变为一种印象和体验。这首诗句法清新，结构严谨，写景细致，意境极富韵味。
诗题说是因病而告假回乡，诗的首句却说是因为“疲”于官场的奔波而离官的。做官虽是既荣华又富贵，但遇祸乱时便有危险。谢朓一生谨小慎微，今遇朝廷祸乱，自然害怕而想离官还乡。次句写“还园”。“敛性”二字承上启下，由“人世”官场转到“幽蓬”家园，生活环境和自己的地位都变了，原来为追逐名利而混迹俯仰于官场的贪欲邪念，此刻也必须随之而收敛，以适应“幽蓬”新环境。前句“倦”字以示无意于“人世”。下句之“就”，紧承“倦”字，点示“幽蓬”对诗人的无限吸引力。一“倦”一“就”，诗人厌恶“人世”，向往“幽蓬”之情表露无遗。
“停琴”以下，全写诗人处身“幽蓬”情景。诗人厌弃“人世”，迁“就”这梦寐以求的“幽蓬”，自然是怡然自得，陶然忘机了。“停琴伫凉月，灭烛听归鸿。凉薰琴暮晰，秋华临夜空”四句全写“幽蓬”月夜。古代，琴是最能表达诗人幽情的，明月则更与隐者结下不解之缘。“停琴”是说，诗人本来是在悠闲地弹琴自娱的，当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时，他立刻为月所迷，而骤停手中之琴，伫立于明月之中。前一“停”字，中一“伫”字，后一“凉”字，传神地活画出诗人凝神忘情见月而痴的神态。唯其“伫”立，故有月“凉”之感。有了月，自然就该灭了烛。灭了烛，能使月光更满，蓬境更幽，因而更能清晰地听到远方传来的归雁的飞鸣。“听归鸿”，不但丝毫无碍于蓬境之幽，而且反有“鸿鸣蓬更幽”之感。诗人从“停琴伫凉月”的夜初，一直玩赏到“秋华临夜空”的深夜，左右不见一人，唯薰草与月光相伴，可见诗人对幽蓬夜月迷恋之深。再细味“停琴”、“凉月”、“灭烛”、“归鸿”、“凉薰”等种种景色，又无不隐约地寄寓着倦于“人世”“疲策”而归“就幽蓬”的诗人自身的倩影。
“叶低知露密，崖断识云重”，由夜转晨，写黎明景色。树叶因露水浓重而低垂，这是黎明所见近景；山崖因凝结的云雾横抹山腰，而看似断折，这是清晨所眺远景。“叶低”、“崖断”，是凭视觉直接看到的；“露密”、“云重”，是据生活知识间接悟到的。见“叶低”、“崖断”而见不出叶之所以低，崖之所以断，却以“叶低”、“崖断”提疑问，以“露密”、“云重”作答疑。以此自问自答，更得黎明朦胧景色之神趣。
“折荷葺寒袂，开镜盼衰容”，二句由展转昼。古代隐士常标榜以荷为衣，以象征自己雅洁、幽香、清寒。时临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隐逸之志洁而且坚。因清水亦能照见人形，故此句中之“镜”，实指荷塘水面。对镜自见形容憔悴，可知久处“人世”“疲策”，所付出的代价。言外之意是：我早该离开“人世”了。
“海暮腾清气，河关秘栖冲”二句，由白昼再转到傍晚。这二句是说：时临傍晚，宽阔的江面雾霭纷纷，河水关山把我的深山居处与外界隔绝了。“秘栖冲”与“就幽蓬”呼应。前句是“就”，是说刚来幽蓬，后句“秘”意在拒绝出山了。
末两句“烟衡时未歇，芝兰去相从”进一步写“敛性”。这二句意思是说：情操高尚的人时时都存在，我要随从他们而去。“芝兰”相从“杜衡”，暗合诗题诗人“还园示亲属”之意。
全诗十四句。先用粗笔概括交代诗人厌倦并离弃官场，回到自己故乡。再以细笔具体地描写故乡黄昏、月夜、黎明、白昼、再到傍晚的优美、幽静、高洁的景趣，以对比令人厌倦的官场。对官场的污秽不着一字，而其污秽自见于读者的心中。
这首诗是批评晚唐诗人陆龟蒙。晚唐后期，唐帝国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不少文人在时代的衰飒气氛中走向明哲保身的退隐之路，创作的诗句表现出一种僻世心态和淡泊情思。元好问借用陆龟蒙《自遣诗三十首》之二十四中“恐随春草斗输赢”来批评陆龟蒙等隐士生活在晚唐社会动荡时代，不作忧国感愤之辞而徒兴春草输赢的叹惜。这里也反映了元好问在强调真情实感时是注意到社会现实内容的。不过陆龟蒙象古代许多隐士一样，并非真正忘怀世事，陆龟蒙也写过讽刺现实的作品如《新沙》、《筑城池》、《记稻鼠》等。
菊花虽以黄色为正，但白菊因其洁白如玉的颜色，更易给人以清高脱俗之感，故历来咏白菊的诗词也为数不少。司空图的这三首诗，就是其中的精品之作。
第一首诗是开题之作。诗歌的首句就显得非常突兀，气势非凡。尘世人间的纷纷扰扰，让人心烦意乱，渴求能有一方平静的天空来安抚自己的心灵。那些杨柳难以完成这一使命。因为“柳”与“留”谐音，古人常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所以杨柳只会让人想起离别之情，使原有的烦乱心情更加沉重了。这种境况之下，诗人欣喜地发现，在置闰之前、霜雪未降的时节，菊花摇曳着轻盈的姿态，像是在为人作宽慰之解，此时，诗人心中的烦闷之情恐怕已经扫荡殆尽了。
第二首诗是接承了上首诗的诗意，描摹了菊花开放时的情景，进一步表达了菊花的赞美之意。西风吹来，万物凋零，但此时此刻只有菊花还在池台庭院旁边以其婀娜多姿的体态绽放着生命力。虽然有严寒和霜雪袭来，但菊花毫无畏惧，摆动轻盈的舞袖，那醉人的花香就会萦绕在赏花人的面前，给人们带来了春天般的美好。
第三首诗写道，繁霜降下，秋去冬来，菊花终究要与人们辞别了。但是这种辞别没有哀伤与悲愁，只有从容与淡定。“且莫催”、“自低垂”的“且”与“自”二字，将菊花的从容姿态充分展现出来。尽管是辞别，菊花依然是横拖长袖，呈现出让人怜惜的姿容，那种乐观与淡定，让人不由得对菊花在来年春天的重新萌发充满了乐观的期望。“只待”与“舞来 ”也是非常富有表现力的字眼。
三首诗前后结构整齐、意脉贯通，采取以短篇连缀成长篇的手法，不但将白菊的动人形象展现于读者眼前，更提炼、升华出其内在的优秀精神品质，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