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宋淳熙五年(1178)。词中作者借为范如山祝寿的机会,鼓励他应该去泸溪,施展自己的才干,锻练自己的能力,准备为收复祖国失地建功立业。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范氏一家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父亲范邦彦曾仕金为蔡州新息县令,后率豪杰开城迎宋军,举家归宋。他很钦佩辛弃疾的忠心赤胆而把女儿嫁给了辛。辛跟范如山“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范如山是个有才干的政治家,刘宰《故公安范大夫行述》说他“治官如家,抚民若子”,极受百姓拥护。他颇有忧世之心,常思恢复北土,但感于政治腐败,当道非人,又很想学陶渊明“躬耕南亩”,隐居不仕。
淳熙五年(1178年)六月,南宋主战派名相张浚的儿子张拭(自号南轩),任荆湖北路安抚使,颇想干一番事业,轩范如山从金人占领区来,“知其豪杰,熟其形势”,便请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当时正任湖北漕运副使,很希望范能出仕荆湖,“轩作此词勉之”。词的主题就是劝他以国事为重,“万里功名莫放休”,时时挂念“君王三百州”,努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上片一开篇作者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掷地刘郎玉斗”。鸿门宴上刘邦令张良献玉斗给亚父范增,范增痛感项羽不听劝告放走刘邦,贻下后患,而将玉斗置于地,拔剑撞而破之。另一个是,“挂帆西子扁舟。”春秋吴越之争时,范蠡献西施于吴王,以瓦解吴王斗志;灭吴后,不受越封,复取西施乘舟游五湖而不返。写法都是似明而暗,一看便知是用典,但真正的用意却没有直接说出来,甚至连范增、范蠡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用这两个典的意思,主要轩范增、范蠡都与范如山同姓,又都是才智出众,有胆有识的谋士,轩而即以二范比如山,希望他成为二范那样的人物,能竭诚尽智为自己的君国作出应有的贡献。这个看来隐晦的开端,不但艺术上很有特色(隐含范如山姓氏,却不出一范字),从词的主旨说也是很好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垫底,下面几句正面劝勉的话就显得很有力量,很动感情了。“千古风流”应在我辈身上,不要轻抛建功立业(“万里功名”)的时机,要时时想到大宋的万里江山(“三百州”)呵!
下片,针对范如山“迟迟未行”的思想活动,进行劝勉。一方面称赞了范的大才宏志,预言他定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劝告他不要嫌泸溪令职位低小难以发挥作用。而应当以之作为搞大事业的起点。为了同时表达这两方面的意思,作者选用了四个典故。
一是:“燕雀岂知鸿鹄”。陈涉辍耕垄上,慨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故事,借此表明自己理解范的志向,他的不愿就任是想有更大的作为。
二是:“貂蝉元出兜鍪”。用的南齐将军周盘龙的故事。周年老不能守边,还朝为散骑常侍(皇帝侍从,能预闻要政),世祖戏问他:“你戴貂蝉(近侍贵臣冠饰)冠比起戴兜鍪(战盔)来如何?”周答:“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意思是说我成为近臣是在战场上拚杀得来的,不是靠了恩宠。这里表示自己理解范有更大的才能,想得到更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但是想得到更大的尊荣,要想得到参预朝政的要位,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多作表现,积累“战功”。
三是:南朝宋大将军宗悫的故事。宗晚年为豫州刺史,典签多所违执,宗怒叹“得一州如斗大,竟遭到典签的慢待!”辛借此表示自己体会到范的心情──以大才而屈居小小泸溪,且行动不能自主,难有作为。但也是劝他:宗悫都难免屈居下位,受小人之气,何况你我。典签,本为地方文书小吏,但南朝时,多由帝王亲信担任,以监视地方大员,号为“签师”,颇有实权。四是《论语·阳货篇》:孔子至武城,闻弦歌之声,认为割鸡无需用牛刀的故事。作者反其意而用之,鼓励范南伯不妨以牛刀杀鸡,一试身手,把泸溪治理好,以显示自己的才能。
这首词是主要表达的是辛弃疾希望范如山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名利的得失,积极出仕以成就功业。辛弃疾以议论为词的特色在其中得以充分表现。
范南伯,名如山,是辛弃疾的内兄。让他担任泸溪县令(即所谓“辟宰泸溪”),范如山并不相信朝廷真能有所作为,故“迟迟未行”。辛弃疾便写《破阵子》既为祝寿又为规劝,营意用典之妙,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可为三叹!” 全词62字,用了范增、范蠡、陈涉、周盘龙、宗悫、子游六典,除周盘龙一典稍为冷僻外,均为熟典,为全词的生动内容的一部分,非耀学无生硬,得蕴藉隽永之妙,远胜于直接议论。 第一句典出刘邦送玉斗给项羽谋士范增,范掷玉斗于地,拔剑碎之,可谓以碎玉开始;而结句是辛弃疾献玉碗以祝寿,则为完玉终,其间,捕捉心态,造语灵动,以万里功名上对千古风流,下启君王三百州,而大宋三百州此时已剩下不及一半了,完玉之业吾辈岂能以一己之得失而置之度外乎?
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