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描写“旅夜”的情景。第一、二句写近景:微风吹拂着江岸上的细草,竖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月夜孤独地停泊着。当时杜甫离成都是迫于无奈。这一年的正月,他辞去节度使参谋职务,四月,在成都赖以存身的好友严武死去。处此凄孤无依之境,便决意离蜀东下。因此,这里不是空泛地写景,而是寓情于景,通过写景展示他的境况和情怀:像江岸细草一样渺小,像江中孤舟一般寂寞。第三、四句写远景:明星低垂,平野广阔;月随波涌,大江东流。这两句写景雄浑阔大,历来为人所称道。在这两个写景句中寄寓着诗人的什么感情呢?有人认为是“开襟旷远”(浦起龙《读杜心解》),有人认为是写出了“喜”的感情(见《唐诗论文集·杜甫五律例解》)。很明显,这首诗是写诗人暮年飘泊的凄苦景况的,而上面的两种解释只强调了诗的字面意思,这就很难令人信服。实际上,诗人写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正是为了反衬出他孤苦伶仃的形象和颠连无告的凄怆心情。这种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在古典作品中是经常使用的。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春日的美好景物反衬出征士兵的悲苦心情,写得多么动人!
诗的后半是“书怀”。第五、六句说,有点名声,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做官,倒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退休。这是反话,立意至为含蓄。诗人素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施展,因此声名竟因文章而著,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杜甫此时确实是既老且病,但他的休官,却主要不是因为老和病,而是由于被排挤。这里表现出诗人心中的不平,同时揭示出政治上失意是他飘泊、孤寂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联的含义,黄生说是“无所归咎,抚躬自怪之语”(《杜诗说》),仇兆鳌说是“五属自谦,六乃自解”(《杜少陵集详注》),恐怕不很妥当。最后两句说,飘然一身象个什么呢?不过象广阔的天地间的一只沙鸥罢了。诗人即景自况以抒悲怀。水天空阔,沙鸥飘零;人似沙鸥,转徙江湖。这一联借景抒情,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内心飘泊无依的感伤,真是一字一泪,感人至深。
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互藏其宅。”情景互藏其宅,即寓情于景和寓景于情。前者写宜于表达诗人所要抒发的情的景物,使情藏于景中;后者不是抽象地写情,而是在写情中藏有景物。杜甫的这首《旅夜书怀》诗,就是古典诗歌中情景相生、互藏其宅的一个范例。
全诗景情交融,景中有情。整首诗意境雄浑,气象万千。用景物之间的对比,烘托出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飘零形象,使全诗弥漫着深沉凝重的孤独感。这正是诗人身世际遇的写照。
大历三年(768年),迟暮之年的诗人终于乘舟出了三峡,来到湖北荆门,心境不免孤寂。 此诗开头四句写“旅夜”:岸上有细草微风,江上只有一叶孤舟,依岸而宿,就舟而居,遥望原野,远处天与地似乎相接了,天边的星宿也仿佛下垂得接近地面。大江之中,江水浩浩荡荡东流,一轮明月映照在江水中,随着江水的流动而浮荡着。岸上星垂,舟前月涌,用“星垂”来描写原野的广阔,用“月涌”来形容大江的东流,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江上的夜景。唯有在广阔的原野上才可感到“星垂”;唯其“星垂”,才能见出原野的广阔。而大江中有“月涌”,才能反映出江水的流动;也只因江水的流动,才能感到“月涌”。“星垂”、“月涌”是以细腻称阔大的手法,首四句塑造了一个宏阔非凡宁静孤寂的江边夜境。
后四句书“怀”:“名岂文章著”,声名不因政治抱负而显著,反因文章而显著,这本非自己的矢志,故说“岂”,这就流露出因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慨。说“官应老病休”, 诗人辞去官职,并非因老而多病,什么原因,诗人没有直接说出。说“应”当,本是不应当,正显出老诗人悲愤的心情。面对辽阔寂寥的原野,想起自己的痛苦遭遇,深感自己漂泊无依,在这静夜孤舟的境界中自己恰如是天地间无所依存的一只沙鸥。以沙鸥自况,乃自伤飘泊之意。
此词描写少妇因游春有感而忆所思的无可排遣之情。
首句点明时序:芳春过半,踏青游赏,戏罢秋千。由动境而归静境,写其季节天色之气氛,闺阁深居之感受,读来宛如亲历。
次句“风和闻马嘶”五字为一篇关键,虽用笔闲淡,不扬不厉,而造境传神,常人难及。“闻马嘶”之宝马振鬣长嘶,成为古人游春这一良辰美景之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象。时节已近暮春,青梅结子,小虽如豆,已过花时,柳尽舒青,如眉剪黛;而日长气暖,蝴蝶不知从何而至,翩翩于花间草际,好一幅闹春图画。“蝶蝶飞”以一动作点活了暮春之景。
过片“人家帘幕垂”极写静境。而“花露重,草烟低”,正与写静有关:花觉其露重欲滴,草见其烟伏不浮,正是极静之物境心境下。
“秋千”句是写静至精微处,再以动态一为衬染,然亦虚笔,而非实义。出秋千,写戏罢秋千,只觉慵困,解衣小憩,已是归来之后。既归画堂,忽有双燕,亦似春游方罢,相继归来。不说人归,只说燕归,以燕衬。人,物人一也,不可分辨。然而燕归来,可知天色近晚,由此一切动态,悉归静境。结以燕归,又遥与开篇马嘶相呼应。于是春景芳情,浑然莫辩。
前人谓“冯词如古蕃锦,如周、秦宝鼎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此词写仲春景色,豆梅丝柳,日长蝶飞,花露草烟,秋千慵困,画梁双燕,令人目不暇接。而人物踏青时的心情,则仅于“慵困”、“双燕栖”中略予点泄,显得雍容蕴藉。
这首词描写离愁别恨。
上片写离愁。“彩舟载得离愁动,无端更借樵风送”二句,想象十分丰富,构思奇特,它突破了向来以山、水、烟、柳等外界景物来愈愁的手法,把难于捉摸、无踪无影的抽象愁情写得好像有了体积、有了重量。这里,“彩舟”指行人乘坐之舟。长亭离宴,南浦分手,一片哀愁。现在,兰舟已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随着兰舟的渐渐远去,哀愁不但没有减轻,所而愈加凝重。他的心头仍是那样的悲哀,以致觉得这载人的舟上,已经载满了使人、使舟都不堪负担的离愁同行,无法摆脱,无法疾驶。后来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恐怕就是受此词的影响。“无端更借樵风送”紧承上句,船借着顺风飞快地远航而去,那伫立在岸边送行人的倩影,很快就不见了。词人五内俱伤,哀感无端,不由地对天公产生了奇特的怨责:为何偏在这个时候,没来由刮来一阵无情的顺风,把有情人最后相望的一丝安慰也吹得干干净净呢!这句中,“无端”即无缘无故之意。“樵风”,典出《会稽记》。郑宏年轻时上山砍柴,碰到了一位神人。他向神人请求若耶溪上“旦,南风;暮,北风”,以利于运柴,后果如所愿。故“樵风”即有顺风之意。
“波渺夕阳迟,销魂不樵持。”二句变上面的郁结蟠曲为凌空飞舞,由疏转密,情中布景,词人展望前程。天低水阔,烟波茫茫。一抹夕阳的余晖,在沉沉的暮霭中看去是那般的凄凉、毫无生机与情趣。独立在这苍茫的夕阳下的舟中,那孤舟中的离人怎能不有“销魂不樵持”的悲叹呢!这两句景中含情,情中有景,真所谓情景相生,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了。词人“不樵持”的不仅因为那“波渺”、那“夕阳迟”暮,而且更有那浓浓的“离情”和那不解人意的“樵风”。因此,“销魂不樵持”一句便是上片的总结,由此过渡到下片。
下片是对孤独凄凉处境及其心态的描写。“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这二句由上片的白日的离愁而转写别夜的落寞惆怅及其凄凉。词人明知这别后无人共度良宵,而又故作设问,进一步凸现了心头的凄凉、处境的寂寞冷清及其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词人现在只有独卧窗下,在神思魂萦的梦境中才能和心上人再次相见。这里一个“赖”字,说明词人要把梦中的欢聚作为樵己孤独心灵的唯一感情依托。这一问一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别后孤独凄凉落寞的心态。
“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二句紧承上句而来。词人只有在梦中与情人相见,但梦毕竟是虚幻的、短暂的。梦中的欢聚,只不过是词人苦思冥想而成的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现象反映而已。梦中的欢会虽然是热烈的、缠绵温馨的,无奈梦毕竟是要醒的。待到梦醒之后,那番梦中相会的欢乐却又导致了“一番别离”的痛苦!词人越是将梦中的欢会写得热烈缠绵,就越反衬出现实生活的悲凉、痛苦。
这首词上片联想奇特,怨责无端;下片文心跌宕,一波三折,写有情人分别后思想感情的变化,摇曳多姿,极其细腻传神,这也是贺词的艺术风格之一。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