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文章不作一味的奉迎，在歌功颂德的同时，也意存讽劝。登上阅江楼，览“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四隀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就是登览中处处想着国家社稷人民，既“元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至于那些“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文章确实写得庄重典雅，委婉含蓄，是一篇颇具时代特色而又有分寸的应制文字。
阅江楼，在今南京狮子山，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诏令所建，建成后，朱元璋常登临其上览胜。本文即为宋濂奉诏所写的一篇歌颂性的散文。
宋濂为明初文官中的重臣，朱元璋颁发的诏令多出其手，实为皇帝的左右手。本文既为奉诏而作，其中自不免存在一些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但作者又能援引历史上，特别是六朝覆灭的事实，巧妙地达到了“以史为鉴”的目的。寓规劝于叙事，当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宋濂为一代宗师，而且常为明太祖草诏，故其文风庄重浑厚，语言简洁得体。本文堪称代表作之一。文中虽多有歌功颂德的套语，但应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明太祖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终于推翻了腐朽残暴的元政权，而且在即位后确实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应该说是顺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文中提到的“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确实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实际，不能单纯地把它看作是“陈词滥调”。至于写到皇帝在登楼时的种种心理活动，虽然是在赞扬“一统之君”，但颇有弦外之音，即为皇帝敲响警钟，暗寓皇帝要处处关心国事民疾，而不应为观赏胜景而登临。特别是在第三段中，作者援引了古代楼阁的往事陈迹，说明了历史上朝代兴亡的教训，更直截了当地表现出规劝之意。
全文有叙有议，骈散兼备，更显出作者非凡的功力。“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之类的四字句，读起来铿锵有力，颇具音韵美。“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等五字的排比句，又把当地的气象万千的场面尽摄眼底。特别是第二段中的“三思”，更是把人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确实功力不凡。
阅江楼。
雄视吴楚阅江楼，评说成败帝王侯。
云锦绝技惊天下，金陵官话撰石头。
友好远航垂青史，共和首义傲亚洲。
诗文书画历代秀，稻作玉雕岁月稠。
南通州余西古镇精进书院任侠家作于南京陋室，2011年3月18日。
诗的首联从远处着眼，描写凌歊台的远景。凌歊台所依托的山脉蜿蜒盘旋，从远处延伸到跟前，如一条矫健的龙来回游动飞舞。山势如龙，所以被皇家视为风水宝地；凌歊台坐落在这样的山上，说明其位置得天独厚。悠闲自在的白云在高台四周飘浮，像是在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建筑。“闲云”指山野中所见的云，它们是悠闲的，无拘无束地飘浮，带着纯粹又活泼的野趣。闲云守护，也说明此台地势高，已经深入云雾缭绕之中，需要仰视方可见到。“护”字这种拟人化的用法，可以想见云雾层层围绕的形态。闲云、野鹤一般连用，指脱离朝廷、没有各种制度束缚的人士。凌歊台原本是皇家楼台，现在却只有闲云来相伴，隐隐地表露出凌歊台受到冷落。
颔联着重写凌歊台内的景色。夜晚的凌歊台离宫旧址，只有月亮静静地升起又沉落，一股清冷、肃杀的气氛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如果说这只是因为夜深而人迹杳然，那么在本该有妃嫔、宫女、臣僚往来的辇路上，即使白天艳阳高照，也没有一丝人影踪迹，更渲染出凌歊台被废弃之后死寂、萧条的情景。“离宫”、“辇路”都是南朝宋刘裕建宫时的旧称，“辇路”即帝王车驾所经的道路。“离宫”、“辇路”用在这里，多少带点思古的幽情。许浑诗中有“三千歌舞宿层台”一句，描写当年刘宋君王的声色享乐生活；而据史书记载，刘裕做皇帝时清心寡欲，并不如此奢华。也许因为如此，萨都剌并没有像许浑那样描写离宫的奢靡繁华，而着墨于凌歊台目前的衰败景象。
在上面一联渲染的基础上，颈联自然而然道出了这样的感慨：自然界的规律不会随着一个王朝的灭亡而消失，它们依然存在，四季照样轮回。每逢春天来临时，凌歊台上的野花仍像旧日一样盛放，无论这里是辉煌的离宫还是废弃的楼台，都没有任何改变。这一联与上联相对照，一写离宫的萧条肃杀，一写野花的自在开放。历史上的英雄，其事迹、功业会随着王朝的消亡而消散，昔日奢华的亭台楼阁，也会化为废墟，就如同曾经人声鼎沸的离宫，如今绝无人迹，只有闲云作伴，日升月落。另一方面，那些野花悠然自得地盛放，完全不理会人事的兴废。由野花的开放，作者的怀古幽思转为一种豁然开朗的历史观：原来历史也和自然界一样，其兴衰自有内在的规律，世人所能做的，也就是如野花一样尽量地放开心胸、自得自在而已。
碑石本来是为了刻下帝王的丰功伟业、记载那些辉煌的历史而立起来的，而如今，负有这样使命的碑石已经断裂，淹没在枯黄衰败的野草和荒凉的烟尘中。绿色的苔藓原本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它们慢慢地爬满了那些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断裂碑石。李白也写过题为《凌歊台》的诗，最后两句是“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由于厚厚的苔藓遍布碑石，游人都没法看清刻在石上的碑文。盛唐时代已然如此，萨都剌所处的元代更不必说。反过来说，正因为没有人清理和守护碑石，任其自生自灭，它们才会变得绿苔遍体，这再一次证实了凌歊台的败落荒凉。除了辇路、断碑，以及传说，再也没有什么事物能证明当年凌歊台的繁华，闲云、野花、月亮，这都不是帝王所带来的事物，也不是哪一代王朝所能控制得了的。帝王也许能在某一段时间里创造非凡的繁华和功业，例如在凌歊台上建造离宫，但也是短暂的事业。人生如梦，繁华如烟，只有日月更替、云起云落、花草枯荣，才是恒久不变的规律。作者以此作结，既有回顾历史的淡淡感伤，又引出对历史发展、朝代更替现象的深入思考。
萨都剌的怀古诗颇为后人所称道，这首《次韵登凌歊台》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整首诗由凌歊台的远景着墨，着力于描写凌歊台上的景物与往昔离宫的对比，昔日的高台、离宫、辇路、碑石都已荒废，今日依旧山险台崇，但这个世界已属于闲云、野草、绿苔。作者在感伤旧事时，又暗含看穿历史规律的平和心态。他怀古，但不是一味地伤古、悲切，而带有深沉的思考，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省。“春色不随亡国尽，野花只作旧时开”一联，已成为咏古述怀的名句。
这首诗可分两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事与写景，概括表现了山间的美景，详细描绘了山下的田野风光；最后两句为第二层，议论抒情，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美好大自然的无限眷恋之情和独到的审美感。
作者首句即点题，说明自己天一破晓便乘竹轿离开寺庙了。这里没有申说留宿寺庙的原因，宋代和尚多有能诗者，有些使命还很大，作者也许昨夜是与黄山寺一位诗僧切磋诗艺，探讨哲理，大有所得，余兴犹存;出的庙门，又见一路春光扑面，春色宜人，因此格外高兴。“野塘山路尽春色”一句，概括了下山途中的景物。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细细勾勒野塘边、山路旁的景色，是由于天刚破晓，景物尚在朦胧之中，不宜看得真切，加上作者又是乘坐竹轿，不比步行能驻足细赏。但一个“尽”字，见一路映入诗人眼帘的尽是明媚的春光，已足以传达出满心愉悦之情了。
山路曲曲，松林层层。从“穿松影”一语可见下到山脚，登上坦途，太阳已经升起了。黄山寺已被层峦叠翠所遮，只从山颠云际隐隐约约传来阵阵的钟声。山之高、林之密、路之远，尽在不言之中。
下得山来，“平陆”的春光与“山路”相比，又有动人之处。颈联“草色溪流高下碧，菜花杨柳浅深黄”，写出了春日田野风光的特征。一条小溪,蜿蜒曲折，碧波荡漾；溪岸两旁，郁郁葱葱，碧草吐芳。草在岩上绿，水在岸下绿，是水绿了草？还是草映绿了水?一片片菜花翻波涌浪,一排排杨柳婀娜多姿，菜花黄得浓，柳丝黄得淡,浓淡相间,深浅相配,协调和谐,宛如画境,真可谓”撩人春色不须多”。置身于这生气盎然的一片大好春光之中，谁人能不动情呢？
“杖藜切莫匆匆去，有伴行春不要忙”。诗人在撩人春色的诱下，终于从竹轿上走下来了。他不满足于“坐轿观花”，而要拄上藜杖，漫步田野，细细地欣赏体味。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匆匆流览，岂能深刻体会到个中三昧？所以诗人劝告同行之人，“有伴行春不要忙”。这里既流露出对美好春光的无限眷恋之意,又谈出了一种生活中审美的经验；在观赏美景时，应该保持一种高度闲适的心境,细细观摩，慢慢体味，才能深入认识美的事物的真谛，而不能走马观花，浅尝即止。作者在《天台曹园》诗中也说：“平生看花法，不学蜜蜂忙”。蜜蜂采花是为着酿造蜂蜜，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功利的表现；诗人赏花是为着审美，而审美在形式上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自由的观照，而不是一种功利的欲求，所以审美时应该抛弃功利之心，进入一种专注忘情的境界。也许，诗人昨夜在黄山寺庙同和尚谈论的正是这类道理吧？
这首诗首联先是抒发人生感慨，人越老，生活中乐事也越渐稀少。颔联写桥畔村头的集市风光，有桥畔莼丝担和村中小酒店。颈联则转写自然景观，选取的是最具有江南和初夏特征的风物。尾联以“郊行”应题以结束全篇。全篇无一“喜”“乐”等字眼，诗人欣喜之情却漫溢于画面之中，令人读之心醉神怡。
首联以抒发感慨的议论提起：人老了，感到生活中乐事不多。时间一年年地过去，眼下春天又完了。这两句诗，联系陆游的经历来看，不应视作叹老嗟卑的陈词。诗人有志难伸，被迫赋闲，光阴空逝，欲挽无由，当此之际，不会没有“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陆游《醉歌》）的激愤，只是这首诗没有触着这方面的话题，因而出语平和罢了。不过，“容易”和“又”二语，还是约略透出了一丝感慨之情。
中间两联就承接“春归”二字落笔，具体展示初夏时分平水道上的景象。
颔联写集市风光：桥上莼丝担，路旁小酒店。陆游生于江南，对于其味深有体会，一个“滑”字，最能表现莼菜特色。桥头是过往行人必经之路，莼丝担停在桥头，可谓善于选择地址。从“压”字可见，担中莼丝数量不少。在这桥畔村头，酒店自然是少不了的。初夏时，豌豆、黄豆相继粒绽。江南村俗，带荚水煮，用以佐酒。村店中常可以见到用粗瓷碟子堆起几盘以招徕顾客。二句颇能表现时令特点与江南水乡的地方特色。
颈联转而写初夏自然风光：傍水林中，随风传来声声莺语。市上人家的园内，碧草如烟，蝴蝶翻飞。不说“莺语”、“蝶飞”，而说“莺语语”、“蝶飞飞”，动词叠用，情景热闹，读来更有亲切之感，表现了诗人的愉悦心情。时当初夏，郊行稍久，即感暑气侵人。于是诗人便取出单衣，在梧桐阴下站立片刻，换下了夹衣。“小立桐阴换夹衣”，是这首诗中最动人之句。诗人描绘了这一生活琐事，而换衣之处是历来以喻清节的梧桐之阴，则更增添了几分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