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颇有趣味充满深情的送别诗。作者的友人王逢是一位棋艺高超的围棋国手,于是作者紧紧抓住这点,巧妙地从纹枰对弈一路出发,以爽健的笔力委婉深沉地抒写出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
“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起首即言棋,从令人难忘的对弈场景下笔,一下子便引发人悠悠缕缕的棋兴。苏鹗《杜阳杂俎》:“大中(唐宣宗年号,847—859年)中,日本王子来朝,王子善围棋,上敕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贤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谈池。池中生玉棋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又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一路饶”,友人是国手,难以对子而弈,故须相饶一子。杜牧是著名才子,善诗文词,亦善书画。所书《张好好诗》,董其昌称之为“深得六朝人气韵”(《渔洋诗话》);所画维摩像,米芾称其“光采照人”(《画史》)。能让一子与国手对弈,说明他的棋艺也相当高。“最宜”二字,深情可见。“檐雨竹萧萧”,暗明秋日。秋雨淅淅沥沥,修篁瑟瑟萧萧,窗下樽前,摆上精美的棋盘棋子,请艺候教,从容手谈,那是多么幽雅又令人惬意的棋境啊。
颔联转入对枰上风光的描写上:“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羸形,指棋形羸弱。这是赞美友人绝妙的棋艺,说他扶弱起危好比春泉淙淙流淌,潺湲不息,充满了生机;进攻起来突兀迅速,势如拔旗斩将,疾如野火燎原。比喻形象生动,三尺之局顿时充满活力,无比宽广,仿佛千里山河,铁马金戈,狼烟四起,阵云开合。
颈联承前,使事言棋,赞叹友人的棋风:“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周伏柱,指老子,春秋时思想家,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曾做过周朝的柱下史,著《道德经》五千言,后被尊为道家创始人。霍嫖姚,即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两次大破匈奴,屡建战功,曾为嫖姚校尉。这两句说王逢的棋动静相宜,攻防有序,稳健而凌厉。防御稳固,阵脚坚实,就像老子修道,以静制动,以无见有。进攻厮杀,首尾相应,战无不胜,较之霍去病鏖兵大漠,更加令人惊叹。围棋自来有兵家之戏的说法,如“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马融《围棋赋》),“世有围棋之戏,或言是兵法之类也”(桓谭《新论》)。杜牧喜好言兵,非常注重研究军事,曾在曹操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还写了《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军事论文。这里以兵言棋正得棋中三味。这四句淋漓兴会,极力渲染烘托,表现出友人高超的棋艺和自己真挚的友情。
诗意至此戛然而止,至于胜负如何,诗人未说,也无须说,因为纹枰手谈,大开眼界,大得棋趣,二人友情由此而深,由此而笃。于是笔锋一掉,转入送别正题:“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所谓转入正题,不是正面接触,而是侧面揭示,以期代送。古人以七十为高寿,故多以七十为期。白居易《游悟真寺》:“我今四十余,从此终身闲,若以七十期,犹得三十年。”这两句即从白诗化出。杜牧作此诗时约四十余岁,若至七十,尚有万余日。因此他与王逢相约,要将这万余日时间,尽行于棋局上销用。杜牧素以济世之才自负,可由于不肯苟合,仕途并不顺,故尔常游心方罫,寄情楸枰,所谓“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题桐叶》),“雨暗残灯棋散后,酒醒孤枕雁来初”(《齐安郡晚秋》),“自怜穷律穷途客,正劫孤灯一局棋”(《寄李起居四韵》)等,正是这种围棋生活的反映。如今他遇上王逢这样棋艺高超,情投意合的棋友,该是多么欢乐啊。可是友人就要离去了,留下的将仅仅是“最宜檐雨竹萧萧”那种美好的回忆,是“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重送绝句》)的凄凉现实。因此这两句含蕴极丰,表面上是几多豪迈,几多欢快,实际上却暗寓着百般无奈和慨叹,抒发的离情别绪极为浓郁,极为深沉。
此诗送别,却通篇不言别,而且切人切事,不能移作他处,因此得后人好评。全诗句句涉棋,而又不著一棋字,可说是占尽风流。起二句以造境胜,启人诸多联想。中间四句极好衬托,棋妙才更见别情之重。结末二句以余生相期作结,以期代送,其妙无穷,一方面入题,使前面的纹枰局势有了着落,一方面呼应前文,丰富了诗的意境。往日相得之情,当日惜别之情,来日思念之情,尽于一个“期”字见出,实在不同凡响。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
此诗的开篇便不同凡响:“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前句写“清风”,凉爽的风对驱暑显得无能为力,是指清风小而无力驱暑,用“清风无力”来衬托暑旱之甚,酷热难当。这句中的“屠”字下得尤为精妙。“屠”,是杀掉的意思。“屠得热”,即使“热”人格化了,又有力地表现了诗人恨暑热的情感。给读者描绘了一个画面:时值酷暑,大旱不雨,小河干涸了,土地龟裂了,禾苗枯萎了,而太阳又偏偏不肯下山,炎气蒸腾,热得人们坐立不安。
“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这里的“天”著上了人的感情色彩,它不痛惜“河汉”(指银河)干涸,这与人害怕江海枯竭的心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字里行间渗透了诗人对老天爷的憎恨之情。可见,“人固已惧江海竭”还包含的潜台词:人们最害怕的还不是江海枯竭,而是因暑旱酷热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无力解决的生计问题。紧扣住了诗题“暑旱苦热”中的“苦”字。“河汉干”诸语,想象瑰奇,令人拍案叫绝。
这首诗的前四句主要是写暑旱酷热,反映诗人憎恨“热”、“天”之情,后面四句重在发抒诗人愿与天下共苦难的豪情,显示其博大的胸襟。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昆仑”是中国西部的高山,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蓬莱”是古代传说中渤海三座神山之一。这些都是诗人心目中无暑旱酷热之苦的清凉世界。诗人由“暑旱苦热”想到昆仑、蓬莱等现实与传说中的清凉世界,这是极其自然的。如此清凉世界对饱尝暑旱酷热之苦的诗人产生的吸引力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不能将整个世界拎在手里同去,又怎忍心只身独往那清凉世界昆仑和蓬莱山呢?诗人尽情抒发了愿与天下人共苦难的豪情,显示了其博大的胸襟。“手提天下”诸语,想象奇特,气魄宏伟,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王令的诗集中,此相类的诗句:“长星作慧倘可假,出手为扫中原清”(《偶闻有感》),“终当力卷沧溟水,来作人间十日霖”(《龙池二绝》其一)。
这是一篇传记文,共不超过五百余字,却写出了孟德这个小人物的一生。通篇围绕着“奇”字而铺开,描绘出孟德一生的奇性、奇行和奇遇。全文用言简意赅的严谨叙述,将孟德一生描绘的真实而传神,寓教于事,授人以深刻的哲理。
本文主人公孟德,是驻在地方的禁军神勇部的一名逃兵。他的身分非常普通,但爱好却不平常。正由于这一原因,才有以下不一般的故事。从事打仗的武夫,却偏偏向往山林生活,这是难以统一的矛盾,而矛盾的冲突,自然导致事件的产生和发展。作者一开始点明孟德的身分,介绍他的特殊爱好,实际上也就将故事产生的矛盾冲突展示在人们眼前。仁宗嘉祐年间,轮到孟德所属的这支禁军去镇守秦州,这一带著名的大山很多,孟德带来了机会,这篇传记也就由此开端。
喜爱山林生活的人不在少数,但像孟德这样喜爱的却很少见:一是为此抛妻弃子,割断最难丢舍的骨肉之情;二是为此冒险逃离纪律森严的禁军,随时都有被捕处死的可能;三是进山后生存条件极差,“以其衣易一刀十饼”,刀用以护身,十块饼只能维持极短时间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将是难以解决的缺粮危险。没有非凡的决心过人的勇气以及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心理准备,就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孟德能够这样做,正表现出他迥异于常人之处。作者通过以下两方面的事例,进一步描述孟德进山后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和危险,突出地表现出孟德惊人的忍受能力,以及在面临危险时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一是写进山后饼已食尽的情况下,饥饿使孟德只能以草根木实为食,但肠胃无法适应,又吐又泻,肚腹胀结,吃了生病,病好了再吃,最后终于养成了以草根木实为食的习惯,克服了山中无粮的威胁。
二是山中常常遇到猛兽的袭击,但都能安然无恙。孟德认为:猛兽一般能识别人的气性,在离人百步左右,先伏下来吼叫,用震撼山谷的声音吓唬;接着,奋力跳跃,张牙舞爪,做出一副吃人的姿态;最后,在离人十余步处坐坐走走,仔细观察人的反应。孟德不怕死,对猛兽的吼叫、跳扑等行动毫不在乎,猛兽也只好垂下耳朵悄悄离开。这样的情况试过多次,结果都一样。孟德进山数年,靠不怕苦、不怕死度过了重重困难,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危险,在山中生活下去。
这近乎传奇式的经历,组成了这篇传记文中最有光彩的部分特殊的爱好,特异的行动,特大的困难,突出了孟德这一人物形象的奇异色彩,展开了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情节,使整篇传记故事生动、曲折,给人留下难以忘记的深刻印象。传记的后一部分,叙述孟德由山中出来,到达商州,被巡逻的士兵发现,送到商州官府,由于知商州的宋孝孙识人,把他送回秦州安置;知秦州的张方平又帮助孟德脱出兵籍,成为自由生活的老百姓;对孟德的结局作一交代,同时更增强了这一传记人物的真实性。
就此文的体裁、内容来说,自应以叙写孟德的生平经历作为重点,但就作者的深层写作动机来说,传记最后的一段议论却是最着意的笔墨,也是作者的见识超卓之处。从一般人看孟德的所作所为,只感到孟德的奇特;而苏辙却从另一角度进行评议,在他看来,孟德最主要的不是奇特,而是“有道”。世上君子因为内心有个人的打算,所以必然有所思慕和追求,也自然有所畏惧和顾忌,虽然不一定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但在面部颜色上总会有所反映,别人就会从中想法来加以对付。
与此相反,孟德心中无所顾虑、无所畏惧,这是一种博大刚强之气它虽然自己感觉不到,但会自然地流露出来,使猛兽不敢伤害。苏轼看过这篇《孟德传》后,曾写了《书子由孟德传》后》一文,认为人在不知怪惧时自有一种无形的旺盛强大的气势,形成一股令猛虎不敢伤害的力量,这也就是苏辙所说的可以“列于天地”的“道”。